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借鉴人力资本外溢模型,实证分析了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远高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对产出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从要素产出贡献率来看,物质资本对湖北省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3%,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贡献率之和仅为10%,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仍属于物质资本推动增长型,人力资本是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和短板所在,提升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信息技术、劳动力结构与企业生产率——破解“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之谜

如何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互补理论阐释人力资本结构提升ICT生产率效应的微观机制:高技能劳动力能有效匹配ICT应用带来的生产方式与组织结构变革,而长期雇员则提升了企业对ICT应用导致的生产柔性与分工深化的适应能力,强化ICT生产率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120个城市共11999家企业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ICT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从人力资本结构角度验证中国企业突破"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的可行路径。实证研究发现,高技能员工和长期雇佣员工均与ICT形成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ICT的生产率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并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还发现,互补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程序化任务密度更强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显著增强的特征,并且规模越大的企业互补效应越强。本文的研究表明,加强人力资本建设是企业能否更好地依托新兴信息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进一步优化智能制造转型路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产业结构调控与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在既考虑"好"产出、又考虑"坏"产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好"产出划分为"实物"产出和"服务"产出。测算1995~2010年中国各省区在不同程度产业结构调控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成份,并尝试解释中国现实产业结构调控程度的选择原因。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控出发点应该侧重于经济稳定增长;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控对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较之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较低,但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强;中国现实产业结构调控程度是两方面力量的博弈结果。     

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理论裂变与检验重塑

为了寻求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存在的理论解释,选择Melitz(2003)构建的模型框架,凝练出能够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内销"命题所依赖的7条假定。通过重新审视这些假定,探寻了可能造成"悖论"的一系列原因,从而基本上囊括了目前所有对"悖论"的解释。利用2006~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与支付工资总额变量,计算一种命名为"投入成本生产率"的生产率,用于检验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检验发现在30个制造业行业中有29个存在"悖论",从而成为了支持"悖论"存在性的最强经验证据。最后,探讨将"悖论"作为经济现实时,如何对待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问题。目前,无法构建导致"悖论"存在的充分条件,除非设定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即使能够得到这种充分条件,所依赖的模型构建也只是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相平行的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现实而已。     

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

本文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对其进行数学变换,依据1993~201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计量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及检验,并计算出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具有可以使得资本和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得到提高的作用,并且其所具有的外部性作用远远超过了人力资本存量本身。但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我国的人力资本贡献率较小,需加强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中国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产函数形式进行了探究。本文基于最小二乘（OLS）的方法,得到了1978年-2013年中国的生产函数估计式Y_r=0.0096K_r^0.85L_r^0.31。对得到的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进行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是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由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看到,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多的要依赖于资本的投入积累。     

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出口: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

本文运用Ellison和Glaeser(1997)构建的EG指数或γ指数,量化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GMM模型讨论了制造业空间集聚、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γ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明显在加深,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行业不断向东部沿海有限的几个省份或区县集中,成为了高度集聚或非常集聚的行业。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显著推动了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现象在本文得到了验证,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出口强度反而更低;但本文并没有发现"融资约束悖论"在中国的存在,本文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越弱的企业,出口强度更高。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资本密集度、经营规模、劳动成本以及经营年限等都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     

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基于生产性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视角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两难悖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环境规制强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基于代际交替模型（OLG）,将环境规制、健康人力资本及生产性资本纳入分析框架,指出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和生产性资本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当环境规制强度过高时,则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存在一个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7-2015年30个省级的面板数据,通过广义矩估计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在我国存在这种显著的"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集约增长的体制条件

时下颇为流行"集约增长"的一种观点是:靠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的增长是粗放增长,靠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的增长是集约增长。我对这种二分法持异议,如果更新设备使产量大大提高,但同时增加了一定的投资支出,这种增长是集约的还是粗放的?集约增长并非投入量的绝对减少,只要变动期的产出投入比率大于基期,即使投入量增加了,仍可视为集约增长。我理解,斯密以来经济学家所论及的多是库茨涅茨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亦即始于大工业革命,集约度递增的经济增长。可是,在决定集约增长的众多因素中,到底哪一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却历来众说不一。斯密——资本决定论斯密的看法是资本最重要。他的逻辑是:劳动是财富之源,故财富增长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生产率又主要靠分工。但是,生产率因分工提高,意味着单     

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市场扩张与外资竞争的视角

以往文献对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探讨主要基于Barro(1990)的公共支出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基础设施对企业生产率可以产生溢出效应(或外部性),但并未对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做更细致的分析。本文从基础设施可以带来市场扩张和竞争这一基本功能出发,研究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理论分析发现,基础设施一方面促使企业"走出去",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实现企业研发行为的规模经济,提升企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也鼓励企业"走进来",加剧了市场竞争,这对企业的市场规模形成压缩效应,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省级层面的基础设施数据,借助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解决基础设施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尽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企业生产率,但市场扩张效应是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研发,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更重要因素,这使得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本文为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提供了机制上的解释,有利于深化公共支出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理解。     

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化问题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乃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回顾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效应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然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并对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政府财力给定的情况下,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财政政策须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     

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的综合评价——基于Window-Malmquist指数法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基于合作竞争的资源配置模式决定了中国必须提高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综合运用Window-Malmquist指数法和空间聚类方法测算分析中国31省（市）2004-2015年的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及其演变规律和空间差异，结果显示：（1）总体而言，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呈现DEA有效状态，技术进步是其提升的主要贡献因素，但高等教育"区域鸿沟"的存在却导致追赶效应拉低了效率值；（2）从时间演变规律看，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相对稳定，但上升趋势并不明显，且存在两极分化或多极分化的可能性；（3）从空间差异情况看，31个省（市）中，江苏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最高，东部沿海地区的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具有"高高"特征，且效率值明显高于其他地区；（4）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关系，但追赶效应却降低了这种空间联系。     

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对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启示

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土地资源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在理论上分析了土地资源空间效率配置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系。通过计算省级区域建设用地和耕地产出效益,结果表明,我国的土地利用效益存在明显的区域梯度差距;在产出效益的基础上计算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建设用地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在农地利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文章应用C-D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不同区域1989～2001年农地非农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中部地区的1.24倍,西部地区的1.39倍。文章据此对我国当前的土地利用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耕地保护政策中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土地利用规划控制指标的分解方法没有考虑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没有发挥土地利用的空间比较优势原则,并提出了基于空间效率差异的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思路。     

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

已有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要么强调了教育的作用,要么侧重于健康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在度量人力资本的时候,采用了教育和健康两个指标,但是尚未有研究给出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形式。本文把教育和健康看作两种资本,人力资本由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按照Cobb-Douglas生产技术组合生成。关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另一种认为经济增长应该归功于人力资本存量。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在此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存量都会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中既有人力资本积累的功劳,也有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我们以这个内生模型为理论依据设定计量模型,利用1985￣2000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要素教育和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

基于"资源-能源-经济-环境"构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设计测算指标,改进EBM模型并结合ML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算并解析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采用核密度函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从时空视域分析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变规律。结论：一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真实、合理反映农业效率。二是2006-2016年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微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的动力源泉在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三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明显,长期内区域差异不会缩小,区域差异的根源在于农业绿色技术效率。四是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空间集聚特性,空间滞后类型对区域转移的稳定程度具有显著影响;"以邻为善"与"以邻为壑"并存;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区域相邻,会降低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但跨界式增长难以实现。政策含义是制定区域差异化的AGTFP增长策略,实现中国农业区域协调、绿色增长。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传导要素萃取与“资源诅咒”中介效应研究

针对"资源诅咒"测度中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再剖析,找出学术界对"资源诅咒"的质疑以及质疑中仍未解决的问题,即"资源诅咒"分析中指标选取的科学性问题。通过研究发现,产业空间集聚度可以更好地替代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的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油气资源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产业空间集聚度的区域经济增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与假说检验,并萃取显著传导要素,分析其对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传导作用。借鉴B-K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构建"资源诅咒"传导机理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明确"资源诅咒"的测度指标与传导要素变量的具体关系,挖掘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绘制"资源诅咒"传导机制模型。结果显示：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物质资本投资和制造业发展对于上述"促进"关系存在遏抑作用;技术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储蓄能力对于上述"抑制"关系存在缓释作用;在"资源诅咒"效应的抑制方面,应该着重发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居民储蓄能力等要素的调节作用。     

房价变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构建房价-资本模型，分析房地产行业投资收益对工业再投资的影响，发现：地区间适当的房地产行业投资收益差异有利于工业企业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转移，差异较大则导致资本流向房价增长过快地区的房地产行业；若地区间房地产行业投资收益差异既定，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对产业转移起阻碍作用，激烈的市场竞争则起促进作用。利用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验证了：（1）较低的房价增长率促进了北京市相对低效的资本向外转移，但是北京市与周边地区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又阻碍了该趋势。（2）核心区流出的资本优先向次发达地区转移，而落后地区则有被彻底边缘化的风险。为实现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京津冀地区房价的宏观调控、防止房价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要制定针对边缘地区的优惠政策，引导非首都功能向周边转移。     

资源消耗、污染控制下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节能减排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为此将耗竭性资源和环境污染问题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最优控制方法研究稳态的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讨论模型的平衡增长解,并在平衡增长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实现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的必要条件,即消费跨期替代弹性、人力资本积累效率与时间贴现率之比应满足一定的动态关系.通过对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变量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和模拟检验发现,消费跨期替代弹性、时间贴现率、人力资本积累效率、物质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的产出弹性、污染的产出和控制弹性对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污染排放增长率和资源消耗速度产生一定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短期综合影响:基于投入占用产出局部闭模型的研究

本文利用投入占用产出技术构建投资和消费局部内生化的投入占用产出局部闭模型。基于新模型，文章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两个情境，美国单方面对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和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进口关税，对中国带来的短期综合影响。测算结果表明，两种情境下中国对美商品出口额将分别下降4.27%和16.03%，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分别损失962.85亿元和3829.85亿元，出口拉动的国内非农就业分别减少78.62万人和331.05万人。以先进设备、信息通信技术、计算机等为代表的新兴ICT产业受直接影响较大，与此关联度较高的上下游产业也将受到明显冲击。在中美贸易摩擦频繁的背景下，中国可能将面临通货紧缩和相关行业就业人数减少的风险。面对贸易摩擦困局，中国需积极升级国内消费和优化投资结构。     

Skill Complementarities and Migration Decisions

This paper offers an explanation of the high mobility of skilled workers based on human capital complementarities. If the skill premium is increasing in the averag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of a location, and there exist fixed migration costs, in equilibrium the more skilled the workers are, the stronger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to migrate towards the richest regions will be. Moreover, endogenously generated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due to migration affect occupational choices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consistent with the proposed explanation is provided using data on Italian regions. It emerges that,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economic conditions, a high population share of individuals who completed college or high‐school in a region seems to be a relevant pull factor for the most educated migrants. In contrast, the importance of this variable, which measures the averag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of a location, drops when unskilled migrants are considered. Finally,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are taken into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