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基于CES生产函数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考察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证明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会通过改变要素结构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据显示,我国整体经济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程度逐年减弱;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化趋势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且技术进步偏向性与要素结构适配性逐年增强,并呈现出愈加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趋势。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论文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及生产率变动作了细致的估计。数据估计工作包括,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率作了修正,对各地区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份额作了测算以及利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生产率测算方法,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各地区生产率变动进行了估计。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密切相关。     

中国能源绩效的动态演化、地区差距与成因识别——基于一种新型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变动指标

基于"全要素"与"产出多样性"双重约束,提出一种新型的生态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变动指标,从静态和动态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区域能源绩效。研究发现:我国能源尚未实现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的转型,呈现"上升—下降—下降—回升"的演进态势;能源效率的总体差距趋于加大,地区间和地区内均不存在收敛现象,区域间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是主要贡献因素;忽略非合意产出将导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标被高估,尤其是能源使用技术进步率的高估现象更为明显;我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实现累积性增长,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能源效率并未出现"追赶效应";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由"不平衡导向"向"协调导向"转变,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并未出现"协调发展"与"加速增长",四大地区普遍呈现增速放缓态势,东部归因于技术进步速率降低,中部、西部和东北则归因于技术进步速率下降和能源效率下滑双重影响;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速峰值区由珠三角和长三角向京津冀转移;资源型省份陷入"资源诅咒",生态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TFP增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

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分省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采用Theil指数测算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并按照多种空间尺度进行区域分解;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最小二乘法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2010年之前,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地区内而非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和科技创新水平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等结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要素转化能力的基础性指标,能反映公司治理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变化,有关终极控制股东的治理因素与其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建立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2003年～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研究终极控制权、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终极控制股东类型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权在低水平时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产出增长效应占优;在高水平时与其负相关,产出替代效应占优,两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产出增长效应向产出替代效应转化时,政府控制的公司转化的临界值最高、其他类型的次之、自然人或家族的最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政府终极控制股东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终极控制链的信息披露质量,对终极控制股东形成有效监管,加强产出增长效应,弱化产出替代效应,以提升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

基于"资源-能源-经济-环境"构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设计测算指标,改进EBM模型并结合ML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算并解析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采用核密度函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从时空视域分析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变规律。结论：一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真实、合理反映农业效率。二是2006-2016年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微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的动力源泉在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三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明显,长期内区域差异不会缩小,区域差异的根源在于农业绿色技术效率。四是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空间集聚特性,空间滞后类型对区域转移的稳定程度具有显著影响;"以邻为善"与"以邻为壑"并存;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区域相邻,会降低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但跨界式增长难以实现。政策含义是制定区域差异化的AGTFP增长策略,实现中国农业区域协调、绿色增长。     

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 促进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

通过对"十五"期间辽宁省经济发展要素配置的情况及效率分析,建议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应调整三大经济板块的投资方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贡献率。     

非期望产出下我国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差异研究

提高能源消耗产出效率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机扰动和外部环境是研究能源消耗产出效率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传统的DEA模型无法剔除非期望产出对效率值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四阶段Bootstrap-DEA-Malmquist模型，采用1990~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通过松弛指标调整能源投入，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对能源效率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扰动，并借助Bootstrap随机抽样法进一步减小由于样本差异造成的影响，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测算了中国能源消耗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和随机扰动对能源效率的估算具有显著影响，剔除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后得到的能源效率值、技术效率变化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调整初始投入后的技术进步值有所上升。此外，考虑环境因素时，能源效率值下降，但是进一步运用Bootstrap随机抽样法消除随机因素的影响后，能源效率值有所上升。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从能源效率与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中剥离，获得更为准确的能源效率值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值。     

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

近期有学者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以往高速追赶过程中贡献很小,且低于相似阶段的东亚经济体的水平。本报告通过文献梳理、实证研究和国际比较,对中国生产率提升的历史贡献和未来潜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升,对高速经济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考虑到进口中间投入品技术含量的提升,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将更加显著;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确实呈现放缓趋势,这与成功追赶的经济体类似阶段的经验规律是相吻合的,但与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情形有着根本区别;今后中国生产率的提升,应由过去主要依靠技术追赶和要素跨部门流动,向更加注重原始性创新和部门内部竞争转变。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哈尔滨市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奋力走出哈尔滨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新路子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确定了经济增长仍属于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哈尔滨经济提质增效,需要在体制机制、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区域布局、人才培养和环境建设等多个方面采取推进措施。     

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投资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冲击

本文利用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缺口度量了宏观经济、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并简要分析了1978～2002年间我国宏观经济、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特点,然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线性回归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经济波动对于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的动态反应,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和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表明,(1)1978～2002年间我国的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缺口都出现了波动水平正负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其中投资缺口波动更为剧烈且变化步调相对超前;(2)投资波动冲击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对于解释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成因都非常重要,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更大但时滞较长。     

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有多大?——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估计

本文提出一个同时估计替代弹性(溢价)、要素产出弹性、企业异质性(包括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结构估计框架,尝试把资源配置文献朝"微观化"发展方向推进。运用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间平均达到160%。结构估计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反事实分析,它显示未来10年里即使只释放出配置效率改善空间的一半也能保证每年3.85%的经济增长率,改革"红利"仍然十分丰厚。反事实分析还表明,与地区(省)内扭曲相关的资源误置约占60%,地区(省)际约占40%;消除省际扭曲、实现全国统一有效的大市场,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也能增加约70%的总产出。因此,应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缓解和消除行业内、地区间的各种扭曲,实现高质量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市场化程度、地方保护主义与R&D的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在经济转型国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一国(地区)的R&D投入,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R&D溢出水平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间中国内地全部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通过距离代替贸易衡量国内地区间溢出的相对重要性,将"R&D溢出具有距离衰减性"作为既定前提条件,估计了市场化程度和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国工业R&D溢出水平的影响。在控制了溢出接受地自身R&D投入水平、国际R&D溢出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后,本文发现:(1)市场化改革提高了R&D溢出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特别是在来源地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溢出接受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R&D溢出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2)地方保护主义对R&D溢出有显著的负效应,R&D溢出越大,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负效应也越大。当考虑了距离对溢出的不同影响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本文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提高R&D的溢出水平,除需保证必要R&D投入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进市场化转型与消除地方保护壁垒,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     

模块化、产业标准与创新驱动发展——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

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中国需要高效的产业组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占领全球产业链高端.模块化产业组织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动态融合,使创新自发地涌现,有利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产业组织模块化是一个产品契约和要素契约的动态融合过程,有初始融合成本,高效产业标准能降低融合成本.构建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产业组织模块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模块化会降低当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会提高滞后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块化程度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1G-3G移动通讯技术标准对相关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较显著的影响;产业环境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各不相同.     

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和不同类别企业间金融资源配置的现实背景,构建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分析框架,测度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研究发现：（1）制造业行业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而行业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在行业内配置中,债务配置效率和融资规模配置效率相对较低。（2）在样本期内,制造业总体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年均为37.30%,其中,行业内和行业间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年均分别为31.54%和5.76%。在行业内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中,债务配置扭曲和融资规模配置扭曲是主要来源。金融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比“规模歧视”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大,且非国有和小规模企业内部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各类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显著减少。（3）重点产业前期金融支持政策形成的“好”扭曲不同于传统非重点产业的“坏”扭曲,随着重点产业的发展,“好”扭曲会缓解,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也会因此下降,“好”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一作用规律对当前金融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加快供给质量升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所提出的企业供给侧质量能力的一般性测度方法,围绕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机制问题展开全面的实证研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与管理效率相比,质量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直接效应;管理效率则主要通过提高质量能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质量能力升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识别策略,研究进一步发现:管理效率是提升中国企业质量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产品质量竞争力、质量要素配置状况则是管理效率推动质量能力升级的两个重要渠道。     

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性质和应用

本文给出投入产出技术中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性质,以及它在多部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利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改变,可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可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和计算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率.     

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

本文从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思维和网络效应4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采用200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的技术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对属于技术进步推动型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特征,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其中网络效应的临界规模为41.43%的网民人口比例。运用研究结论,本文还对"索洛悖论"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索洛忽视了互联网对经济的作用问题从而给出了"计算机对生产率无效"的误判。本文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给出了"建设普惠互联网"、"加快产业层面‘互联网+’战略的落地"以及"加强互联网时代产业规制创新"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