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中国能源绩效的动态演化、地区差距与成因识别——基于一种新型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变动指标

基于"全要素"与"产出多样性"双重约束,提出一种新型的生态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变动指标,从静态和动态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区域能源绩效。研究发现:我国能源尚未实现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的转型,呈现"上升—下降—下降—回升"的演进态势;能源效率的总体差距趋于加大,地区间和地区内均不存在收敛现象,区域间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是主要贡献因素;忽略非合意产出将导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标被高估,尤其是能源使用技术进步率的高估现象更为明显;我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实现累积性增长,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能源效率并未出现"追赶效应";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由"不平衡导向"向"协调导向"转变,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并未出现"协调发展"与"加速增长",四大地区普遍呈现增速放缓态势,东部归因于技术进步速率降低,中部、西部和东北则归因于技术进步速率下降和能源效率下滑双重影响;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速峰值区由珠三角和长三角向京津冀转移;资源型省份陷入"资源诅咒",生态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加快供给质量升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所提出的企业供给侧质量能力的一般性测度方法,围绕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机制问题展开全面的实证研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与管理效率相比,质量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直接效应;管理效率则主要通过提高质量能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质量能力升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识别策略,研究进一步发现:管理效率是提升中国企业质量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产品质量竞争力、质量要素配置状况则是管理效率推动质量能力升级的两个重要渠道。     

中国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将制度改革细分为市场化进程和政府治理两部分,并利用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公职人员-财政比率和腐败指数等定量考察了制度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的结果显示,中国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程度每提高1%,经济增长提高19.61%,其中市场化进程贡献13.85%,政府良治贡献5.76%。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言,制度改革和完善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的作用明显强于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说明制度改革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

基于"资源-能源-经济-环境"构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设计测算指标,改进EBM模型并结合ML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算并解析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采用核密度函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从时空视域分析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变规律。结论：一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真实、合理反映农业效率。二是2006-2016年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微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的动力源泉在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三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明显,长期内区域差异不会缩小,区域差异的根源在于农业绿色技术效率。四是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空间集聚特性,空间滞后类型对区域转移的稳定程度具有显著影响;"以邻为善"与"以邻为壑"并存;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区域相邻,会降低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但跨界式增长难以实现。政策含义是制定区域差异化的AGTFP增长策略,实现中国农业区域协调、绿色增长。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论文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及生产率变动作了细致的估计。数据估计工作包括,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率作了修正,对各地区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份额作了测算以及利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生产率测算方法,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各地区生产率变动进行了估计。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密切相关。     

模块化、产业标准与创新驱动发展——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

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中国需要高效的产业组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占领全球产业链高端.模块化产业组织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动态融合,使创新自发地涌现,有利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产业组织模块化是一个产品契约和要素契约的动态融合过程,有初始融合成本,高效产业标准能降低融合成本.构建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产业组织模块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模块化会降低当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会提高滞后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块化程度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1G-3G移动通讯技术标准对相关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较显著的影响;产业环境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各不相同.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通向繁荣之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旨在从"资源错配和生产率"框架下识别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量化其资源配置和总量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中间投入品这一事实,本文借鉴Hsieh和Klenow(2009)的测算框架,引入中间投入品,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高速公路建设数据,实证探讨了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对3种要素扭曲(资本扭曲、劳动扭曲以及中间投入品扭曲)的纠正程度,并进一步测算了要素优化配置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惊人,2001～2007年每年平均高达13.23%。总量生产率提升渠道主要来自矫正劳动投入扭曲和中间品投入扭曲两个环节。高速公路建设通过优化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分别为4.39%和9.80%。(2)总量生产率的提升与高速公路建设优化要素配置有关,稳健性分析表明企业距离高速公路的距离每降低10公里,可以矫正中间投入扭曲2.33倍,劳动投入扭曲15.17倍。这些矫正提升了企业平均规模,使得过小企业能够发挥规模经济,过大企业抑制规模不经济。(3)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应有很强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东部;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最大;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大于大城市;轻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的提升效应分别大于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本文研究有助于认识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区域协调发展效应,对我国今后进一步开展高速公路建设方向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双循环技术溢出视角下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研究——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传导测算

全球生产网络的技术溢出传导效应打破了技术进步的独立性假设,而以往全要素生产率测算较少考虑网络循环效应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技术进步的网络传导效应,结合“空间—时变”随机前沿参数估计方法和国内国际循环外溢乘数的分解,实证考察了双循环条件下国家和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逐渐放缓态势,其中国际循环的网络效应在金融危机后受全球价值链收缩的冲击较大,而国内循环的网络效应则为产业技术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内生动力,制造业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对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推动世界技术进步的重要引擎。     

民间投资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既有文献较少关注民间投资在波特假说实现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本文采用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方向距离函数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以民间投资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研究了环境规制、民间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中国处于拐点左侧，只有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民间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环境规制与民间投资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加大民间投资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3)民间投资具有门槛效应，当民间投资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且不显著，只有当民间投资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才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边际效应随民间投资的增长而递增。本文结果表明，民间投资发展是推动“波特假说”实现的必要前提。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2011-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为中介变量，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在控制内生性、更换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剔除特定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两控区环境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是中国必须打好的攻坚战。中国在1998年开始施行的两控区政策缓解了空气污染加重的趋势,但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鲜有学者进行考证。本文基于1995年和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利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系统地考察了两控区环境管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定量识别了其主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两控区内企业生产率增长幅度显著低于非两控区,表明两控区政策通过提升生产成本阻碍了生产率增长;(2)两控区内低效率企业淘汰比例更高,意味着两控区政策淘汰了效率较低的高污染企业,从而提升区内平均生产率水平;(3)与生产成本的提高相比,淘汰机制对生产率的作用相对较小,即两控区政策对生产率增长的阻碍作用占主导地位,但忽略淘汰机制会高估生产成本机制的作用;(4)两控区政策对生产率的作用在高研发密集度与高污染行业、政策执行力较强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更显著,地区集聚经济则有助于缓解该政策的生产率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产业结构调控与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在既考虑"好"产出、又考虑"坏"产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好"产出划分为"实物"产出和"服务"产出。测算1995~2010年中国各省区在不同程度产业结构调控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成份,并尝试解释中国现实产业结构调控程度的选择原因。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控出发点应该侧重于经济稳定增长;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控对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较之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较低,但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强;中国现实产业结构调控程度是两方面力量的博弈结果。     

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

本文从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思维和网络效应4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采用200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的技术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对属于技术进步推动型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特征,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其中网络效应的临界规模为41.43%的网民人口比例。运用研究结论,本文还对"索洛悖论"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索洛忽视了互联网对经济的作用问题从而给出了"计算机对生产率无效"的误判。本文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给出了"建设普惠互联网"、"加快产业层面‘互联网+’战略的落地"以及"加强互联网时代产业规制创新"等政策建议。     

消费升级、收入分配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

基于199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省级工业与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深入考察消费升级对产业全要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消费升级对产业全要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消费升级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对工业全要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于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收入分配在消费升级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具有“倒U”形的非线性调节作用,存在单门槛效应,不平等差距的缩小将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环境规制、投资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波特假说给出了环境规制改进经济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以各省份环境法律法规逐年累计值来表征环境立法,各省份排污费征收强度来表征环境执法,实证检验了两类环境规制(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强化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投资效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不过,企业规模、上市企业环保核查行业分类不同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其中,环境立法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大型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而环境执法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中小型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异质性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     

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基于CES生产函数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考察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证明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会通过改变要素结构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据显示,我国整体经济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程度逐年减弱;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化趋势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且技术进步偏向性与要素结构适配性逐年增强,并呈现出愈加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趋势。     

国际性无形技术外溢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考虑国际性技术外溢中技术外溢方和吸收方互动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测算了我国各省吸收同化的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将其代入Coe和Helpman推导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利用我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自主R&D存量和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系数,同时,应用了分位数回归分析了无形国际性技术外溢对TFP的贡献随着各省市TFP的分位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自主R&D投资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我国各省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同样促进了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其作用要小于自主R&D投资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随着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降低。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考虑到能源与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间普遍存在的替代效应,本文通过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考察我国能源利用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计量模型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各分解部分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我国总体及区域内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自2001年起出现了退化现象,区域间能源效率的差异性较为显著,且有扩大趋势;全要素能源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密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能源效率的改善均具有促进作用,软技术的贡献甚至已超越了传统科技进步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