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则体”的体制特征及嬗变

中国古代“学则体”可以《管子·弟子职》为开端,它标定了这一文体的早期文体特征,包括以童蒙生徒为适用对象,所述重在日常杂细,具有行文具体、明确、易记等特征。“学则体”作为一种文体,其确立有赖于与相关文学背景及相近文本的比照定位,它虽脱胎于礼仪制度类文章,但足以独成一类文体。从历时演变看,“学则体”在朱熹倡导下得以复生,蒙学学规成为这一文体后期发展的有力接续和重要内容。“学则体”的日常属性和口诵属性在后世向条文化演进,与其他文体之间的融合也有效扩展了其文体属性,推动了“学则体”的发展。     

《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薯．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明道·传道·学道——研读韩愈教育名篇

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成为历史上的卫道巨擘。《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在《原道》中他提出了“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在《原性》中提出了他的“性三品说”,作为学习仁义道德和“明先王之道”的理论依据;在《师说》中强调了儒家学者传道的意识与精神,以重振儒学之尊;在《进学解》中具体论述了学习儒家之道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对教育活动的精微阐释,研读以上教育名篇,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必有启发。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典论·论文》理论意义再认识

将曹丕《典论·论文》论述的问题作为整体理解,并将它放在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中来认识,不同意学界将《典论·论文》看作“文学的自觉性的表现”的观点,也不同意将“文学的自觉”与“为艺术而艺术”作不同质的理解,认为“文学的自觉”在本质上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典论·论文》是“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同时也为“文学的自觉”揭开了序幕。     

六朝“引”体考辨——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文心雕龙·论说篇》之“序”“引”是否为同一文体,曾经引发海内外文论家的关注.诸家常为“引”体“别成一体”张目,但由于论据没有效力,其结论不能成立.其实,“引”与“序”在六朝时期本是互为代称的同一文体.结合《文心雕龙》“序引”的文体阐释与陆云《与兄平原书》“引”体的叙述语境,六朝“引”体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其文体内涵指向史书列传篇首之“序论”.“序论”在“次事”之外兼又“析理”,故而刘勰《文心雕龙》将“序引”列入“论”体.“引”与“序”在六朝以后发生了文体衍变,“引”体的“随依性”增强,并与诗赋之“序”的文体同一性更为紧密     

《文笔式》体势论与创作论原典考

日本现存《文镜秘府论》古抄本地卷《八阶》、《六志》二篇都有＂文笔式＂或＂文笔式略同＂和＂笔札略同＂字样,说明这二篇为《文笔式》和《笔札华梁》共有内容。《八阶》和《六志》二篇的＂释曰＂部分也应该典出《文笔式》,而非空海自注。《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定位》二篇是声病论者,好用＂得者＂、＂失者＂,还有其他一些和《文笔式》有相似的特征和相似的内容,这二篇也应该是典出《文笔式》。     

《汉文典》：清末中日文言语法谱系

清末,中日学者编写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言语法著作,称为《汉文典》。这些著作的“谱系”类型主要有三种：中国虚词训解和泰西“文法”系;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系;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综合系。确认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可有效厘清清末中日《汉文典》之间的复杂关系,凸显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脉络主线,认识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创造意义,也可以意识到汉语文言语法教学在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史中具有制度上的“正统性”。 从东亚汉语学史视野来看,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存在不对称性。希冀在《汉文典》学史的回顾中,找到研究东亚汉语史交错与分离的符号性特征。     

《唐六典》成书问题初探

<唐六典>根据唐玄宗的意旨编撰而成,对唐代及后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该书详细地记载了唐代前期的设官分职以及唐以前职官制度的沿革,对于研究古代职官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唐六典>成书问题,重点分析<唐六典>成书时间、书成于何人之手及成书历时较长之缘由这三个方面,认为<唐六典>书成于唐开元二十七年,由李林甫进御给唐玄宗.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     

《三国演义》刘蜀后期人物三论

在蜀汉后期的四个重要人物中刘禅虽然平庸,却安于君位,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昏君、暴君相比,表现不算太差,堪称“庸主”的典型;蒋琬、费祎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对稳定蜀汉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三国演义》对他们执政时期一笔带过,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姜维虽力图继承诸葛亮遗志,但国势衰微,无力回天,只能成为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英雄。     

论“著（着）”语法化的南北差异

方位介词和体貌标记同音是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同音现象说明了六朝以后共同语中“V＋在＋N（L）”逐渐取代了“V＋著（着）＋N（L）”，汉语方言却保留了“V＋著（着）＋N（L）”格式。“著（着）”从动词到介词再到体貌标记语法化的过程存在着南北差异，这种南北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北宋北方话完成貌标记“了”的大量出现，阻止了动态动词后面的“著”字虚化为完成貌标记。     

浅谈唐代的"曲江"诗

曲江是唐都长安的一处胜景,它的盛衰与唐王朝的兴亡几乎同步,唐代诗人为它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在这些"曲江"诗中,诗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曲江当作盛唐时期那段辉煌历史的标志,赋予了曲江特殊的情感色彩与文化意蕴.     

故事、品式和西晋赋税的"品式章程"

"故事"流行于两汉,指"旧事"、"往事前例",据之以行"吏事",西晋被规范为"常事"的"品式章程",而收存它的档案亦称"故事",后又为一种史学体裁的名称。"品式"亦流行于两汉,许多制度都分品有式,品、式结合。"式",样也,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魏晋时"品式"更加盛行,"常事",即一般事务,都有"品式"和"章程",品式与章程往往结合一起。西晋时,赋税被视为"常事",有"品式章程",留下了"品式"制的一个最宝贵的实例。"式"(样),用作"比","依样定户等上下",是西晋"户调式"的主要功能。     

戴表元诗学思想的"穷"、"游"之论

在诗歌的发生这一问题上,戴表元认为“穷”与“游”是最重要的两个契机。而戴表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诗学思想,正是他立足于宋末元初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自己的人生遭际及诗歌创作道路,对当时诗坛深深思考的结果。     

1《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与“渭城体”

<渭城曲>是唐代一支送别的歌.中唐时已广为传唱.<全宋诗>、<全宋词>中的有关歌吟,反映出<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及传播情况,对其歌唱者、歌唱声情、歌唱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述及.在宋人的诗歌创作中,<渭城曲>已形成专门的一"体".分析这一典型个案,诗歌歌唱在诗"体"形成中的意义即可见一斑.     

“别人”与“别个”考察

“别人”与“别个”在汉语词汇史上是两个很重要的词。通过实例证实表“另外之人”意义的“别人”在隋时已经出现,在中唐后成为习语,经宋元明清沿用至今,现在发展为专门的人称代词;“别个”一开始是以“另外之人”意义在宋代开始使用,元明代“别个”发展到不仅有表其他的人之义,还有表指其它事物、其它方面之义。“别人”只用作旁指人的指示代词,而“别个”除此外,还可用于旁指事物的指示代词,它们在语法功能上没有表现差异,都能作主语、宾语、定语、同位语等。     

从"三斤鱼"的歧义现象看个体名词与度量词的相互搭配(一)

“数 度量 个体名词”结构在所指事物的个体数量上存在歧义现象,同一个异质个体事物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存在有不同的语义变化,加度量词时表示的一定是人类领域意义上的同质“个体性”事物的类,侧重事物的属性。这种语义变化的制约性因素来自于度量词与个体名词两方面:前者从空间属性角度对事物“类”的计量分割,与度量词使用中的“利益原则”,造成了个体名词与之搭配度量词时所发生的一系列语义变化;而后者三个不同层次上的语义特征“[±有生]”、“[±个体同质]”、“[±属性突显]”,制约了个体名词内部次类同度量词的搭配选择,并由此给个体名词进行了下位划分。     

试论元代张养浩《风宪忠告》的廉政传播思想

元代政治家张养浩的《风宪忠告》是一部选择具有警戒含义的箴体作为传播文体,系统而全面地探讨和传播从事监察活动的官员有关职业道德修养、为政准则、监察方式和方法的廉政著作,也是我国古代廉政传播史上的一部名著。《风宪忠告》的廉政传播思想特色,一是在构建廉政道德和廉洁修养的教育传播机制方面,强调监察官员要在自律的基础上由律己然后律他,由自我传播扩展到人际和组织传播;二是采用旌廉惩贪的方法传播反腐倡廉的思想;三是强调预防腐败要构建长效的教育传播机制。其刊刻后大致呈单行本、汇编本、丛书本三种形态交互传播的态势。     

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

汉代川西高原地区的部落分布中,出现了同都夷地区紧密相关的"旄牛徼外"和"徼外夷"等,这些特定称谓蕴含和折射了川西高原地区"徼内"、"徼外"两地人群间的界线、关系与二者互动等情形,反映出都夷地区是当时联系"徼内"、"徼外"以及邛人、人往来及通蜀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