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

明代科举在宋、元科举三级考试的基础上,又进而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科举考试的难度和规范程度,而且为提高选才质量提供了条件。明代"童生"考试只是决定童生即未入儒学的士人能否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入学考试,而非参加科举必经的一级考试,故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科举考试。明代科举并非"必由学校",其考生除主要来源于"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外,还有"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军士"等"杂流"入试。崇祯十三年"赐特用"仅为赐予破格任用,而非赐予出身,故不应称之为"科"和"出身"。     

从《晴山堂石刻》看徐霞客成材的家庭环境

明代名士为徐霞客及其先世题赠的珍贵墨宝“晴山堂石刻”展示了徐霞客成材的家庭环境。隐士世家,书香门第,祖上连续四世的科场悲剧,使其父彻底摆脱了科举的羁绊,徐霞客得以生活在一个读书环境和经济条件十分优越的家庭里,既无科举压力,又能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而他所选择的不为生计的旅游考察祖国大地的理想,又为其父母所支持,使其能摆脱家务之累。这在传统社会家庭中是十分特殊的。     

有感于徐霞客的“游道三德”

要说徐霞客的"游道三德",还得先说一说徐霞客这个人。他是明代的旅行家、地理学家、游记作家,也是历史上以旅行为毕生事业的第一人。徐霞客名弘祖,号霞客,幼年好学,博览史籍及图经地志,应试不第遂断功名之念,立志"问奇于名山大川"。他自21岁起出游,"踯躅30年,驰鹜数万里间",东涉闽海,西登华山,北及燕晋,南抵云贵两广,游历了神州名山大川。     

“桐城派三祖”论科举与时文——以“桐城派三祖”序跋为例

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其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桐城派三祖"在科举上有着复杂情结:尽管他们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也有一些俊士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其结果难以预测。在名利的驱动下,应举者往往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举给予批判,并从辩证的角度对科举得失加以分析,希望应举者淡泊名利,顺应天命。为了提高时文写作水准,"桐城派三祖"重视古文以为时文,重视培养学识。他们进而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这一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我们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     

近代康藏青藏之界划问题与英国“大西藏”的战略企图

Tibet与"西藏"相互间有何区别?"大西藏"实质如何?这些问题不能不令人关注。西藏行政区域本已确定,西康作为地理的概念也很清楚,但在"大西藏"下却成为问题,引发了国人关于康藏青藏界划问题和"康"地性质的讨论。英国有意以地理名词Tibet混淆行政区域名词"西藏",提出一个囊括整个青藏高原在内的"大西藏",有意将Tibet称为"Thibet",并进而划分西藏为"外藏",西康为"内藏"。显然,作为行政区域名词的"西藏"应译为Histsang,与青海之Ch’ing-hai、西康之Hsikang对应。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金代科举考试题目出处及内涵考释

金代科举继承唐宋之制而更加规范和严密,其命题范围基本上限定于"五经三史"之内,题目或关涉时政,或留心治道,多寓含政治目的,反映出金国统治者争取正统、推尊儒学、以文治国的政治意图。     

徐霞客西南远行述评

徐霞客(1587-1641年),江苏江阴人。他栉风沐雨,攀山涉水,“足踏天下半”;履危蹈险,寻奥探秘,献身祖国地理考察事业。明崇祯九年(1636年)金秋,年已半百的徐霞客,为探索祖国西南地区高山大川的奥秘,奋然西行,开始“万里遐征”。徐霞客经浙江、江西,入湖南,穿广西,越贵州,抵云南,全面考察了西南地区的石灰岩地貌,详细考察了腾越(今云南腾冲)独具特点的火山地热现象。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夏天才辗转回到故乡,结束西南远行。本文试就徐霞客这次远游——西南之行的特点、成就作一探讨。一徐霞客西南之行是其一生中外出时间最长、行程最远、旅途最…     

唐宋“四夷”体系下的“西南蕃”

"西南蕃"在唐宋"四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南蕃"是伴随着"蕃"作为各少数民族总称谓的出现而出现;史家将"西南蕃"定在巴蜀之南,主要以汉牂牁故地少数民族为主,尤以"西南五(七)姓蕃"为著,这与常璩、司马贞的思想一脉相承;"西南蕃传"的出现继承了史家单独为西南少数民族立传的史书编撰体例,其内容是对汉代史家西南民族地理观的部分继承。唐宋史家对"西南蕃"的认识是对整齐划一的华夷"五方之民"格局的反映,是西南民族地理格局现实及人们方位观的反映,是秦汉以来西南民族地理观嬗变的结果。     

试论《徐霞客游记》的民俗学价值

《徐霞客游记》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地理名著,而且具有一定的民俗学价值。徐霞客把地理研究与人文精神的探索融为一体,在考察中深入民间、不耻下问、抓住典型,根据亲身经历,于书中留下了大量古代中国,特别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记载,为研究明代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该书的民俗记载,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生产、风情旅游,也有现实意义。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科举偏科及其对古代司法影响研究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以分“科”举人为特征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贤能治国、精英统治思想的影响及官府有意识的引导,致使人们从科举创制以来就产生了偏重进士科的“偏科”现象,在进士科一科独重的阴影下,主要以选拔法律人才为主的明法科逐渐式微且终被废除。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体制,决定了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在日常工作中要承担重要的司法职能,而科举的偏科取士则加剧了古代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义代替法律的倾向,造成了司法官员法律素质普遍低下,在清代则几乎完全由刑名幕友把持司法的局面。在司法与行政相分离、法律与道德有分殊的当代,“偏科”则为选拔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所必需,只是“偏”的方向已侧重于应试者对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这也是司法考试日益成为法律人的“抡才大典”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的学校教育与“风水工程”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兴建了不少"风水工程"。这些"风水工程"大多数与学校教育或科举考试有关。这些"风水工程"能给落后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士人)带来莫大的心理慰藉。古代雷州士人最迫切的愿望是科举及第,平步青云;而官员们营建的一项项"风水工程",正是赠送给每位士人甜美的"心灵鸡汤"、丰盛的"精神宴席",同时也是封建官员争取士民支持的"民心工程"。     

论徐霞客的地理思想与方法

徐霞客(公元1587—1641年)是我国明末著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徐霞游客记》是远在三百四十多年前,用日记体裁写下来的一部重要的地理考察文献,它不仅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作者所到各地的地理景观,标志着我国地理学在当时所达到的先进水平,同时作者在旅行考察中所表现的先进地理思想和方法,也有零散不全的反映。关于徐霞客在地理科学上的杰出成就,过去已有不少文章作了论述,本文仅就他的地理思想和方法,作以下几个方面的阐述。     

科举观:科举学研究的新视角

科举观体现为人们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它潜在而长久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科举考试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在科举制度的历次变革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科举观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科举观研究的价值集中地通过"科举观研究"与"科举学"的关系体现出来.20世纪科举观的转变表明,科举观念具有承传与变易的基本特征,同时个体差异、科举认识、科举属性等因素都对科举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今后一个时期,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将是科举观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     

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

东汉以还,众多学者对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进行了注释、疏解,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修辞理解的角度看,"文"、"辞"、"志"、"意"固然是准确理解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关键,而"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包括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解读过程,涵盖面广,表现力强,可用"推求"对应之。"以意逆志"的过程,实际就是融"意""志"为一体、由已知而未知、"推陈出新"的理解、阐释过程。     

《徐霞客游记》的社会史价值

《徐霞客游记》不仅是部地理著作,而且真实地展示了我国明朝末年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人口流动状况及社会的病态,为我们研究明末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徐霞客在社会考察中同情民众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畏艰险的品质,仍值得今人在社会史研究中学习。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阳明学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良知之学,又称阳明心学或阳明良知学,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有助于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义利观与政绩观;第二,有助于反腐倡廉,诚信施政;第三,提倡"知行合一",有利于促进"人文化成"。习近平主席对王阳明学说特别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非常重视,他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与师生座谈时高度评价了王阳明与阳明学,要求要深入挖掘、整理、弘扬和践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使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并鼓励青年学子要认真学习王阳明的思想和智慧,立志成才,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追求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