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视域中的历史与历史哲学

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视域入手,来梳理与辨析历史和历史哲学的内涵与外延;本文首先考察历史一词的多重含义;指出西方历史哲学乃根据对历史的两分法,即历史事实和历史著述,而有"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两大流派;进而指出中国古代对历史有一三分法,即史事、史文、史义,认为史义即为中国的历史哲学,同时史义又包含有"历史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两部分内容.     

论老子的历史哲学

老子的历史哲学与其史官身份、历史意识和道论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周代的史官,老子对于三代以来的历史有贯通的认识。老子善于对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针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动荡不安,强烈批判“无道”而推崇“有道”。以“道”作为形而上的本原和依据,成为历史真正的“开端”和“根据”,亦是老子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老子对历史进行哲学化的思考,以精炼而深邃的“诗化”语言表现出来,为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开拓了宽广而深远的领域。“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反映出老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论西方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历史哲学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或者“语言决定论”。在它看来，语言注定会成为发现“历史实在”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历史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意义的，它击中了朴素客观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要害。但是，我们认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融合传统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界，构筑一种新型的历史哲学，将成为今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资本论》的历史哲学意蕴

马克思是历史哲学领域中的旗帜性人物。在对以“永恒论”为基调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批判性拒绝”中,马克思推出了以“发展论”为核心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遵循了哲学服务历史的基本取向,并沿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稳步推进了他的“历史之思”:一是依托于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深入物质生产领域探掘了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二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武器切近现代工商业实践格局,洞悉了资本主义的前景和命运。据此而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竭力探掘社会历史的根源并展开对资本主导下的经济运行规则和文化道德机制的实质性批判,确证了以生产方式为基础、以人类解放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哲学运思路向。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就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历史性批判,它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完成了关于人类“历史之谜”的哲学思考。这种历史哲学以“世界历史”为基本定向,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实现了对“当代的自我阐明”,开辟了历史哲学的新境界和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方向。     

承认的历史之维与道德之维

列奥·施特劳斯在《论僭政》一书中与科耶夫有一涉及政治哲学许多重要问题的深入论辩。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一论辩,尤其是其中有关“承认”的历史之维与道德之维的讨论,而反省其中的问题意识及其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关联。     

从历史解释到历史叙事——评《历史哲学译丛》

过去,我们曾一度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历史哲学对立起来,疏于对西方历史哲学经典著作的译介和研读,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近十几年来,这一情况己经有所改观。韩震先生主持翻译的“历史哲学译丛”既是这一变化的一个可喜成果,也将进一步推动这一变化。该译丛涉及历史经验、历史解释、历史叙事、历史隐喻和历史方法等方面的问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关西方历史哲学发展最新动态的简化的全景图。     

略论海德格尔的历史思想

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看似没有直接论述历史的专著,但其思想却是以“此在”的历史性为核心, 突出表现的是人的历史性意识,由此建构了关于历史性思想的系统理论。他通过对西方传统哲学即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扬弃,开显了“此在”的历史性意识,获得了对历史之本性即时间性与生命性的真切认知,由此宣布哲学即形而上学的终结而提出澄明历史性之思的任务。海德格尔对“此在”历史性的理论解读正是对历史之为历史的根本性诠释,其历史观念亦就此而得以呈现。     

如何定位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

王船山终生求“经邦之礼”,在历史哲学方面提出诸多新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王船山历史哲学游离于“民主主义”和“儒家仁政思想”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而程志华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基于翔实文献资料,围绕王船山的“历史观”和“资治论”、“合法性”与“正当性”、“政道”与“治道”等问题,经过透彻而严密的学理分析,系统诠释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其进行历史定位,指出王船山政治哲学并非民主主义,而仍是传统的“儒家仁政思想”。此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纠正以往学界对王船山历史哲学之误读、误解,廓清学界的迷雾,为儒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论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

船山认为,人不仅是“天地之心”,自然的“主持者”,还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历史具有意义的象征.在历史中“君相”固然可以“相天造命”,而“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历史是人参天化育的过程.一方面,人创造了历史;另一方面,历史也创造了人.可以说“相天造命”论集中体现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     

一种不可遗忘的历史动力——关于“恶”的历史作用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基督教哲学、维柯、康德、黑格尔都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主要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恶”的历史作用.但是在承认“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否认历史发展的其他动力,特别是不能否认与“恶”相对立的“善”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

历史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学科有其特定含义和意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历史哲学为名对古今中外历史中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同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思想中蕴藏着具有浓郁醇厚的自身特色的历史哲学思想。通过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由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导致他们各自对哲学与历史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展现出迥异的价值取向,从而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构建科学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学术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仍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探索建立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学科体系已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必需。中国现代史学科必须厘清中国现代史的思路、主线,应给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以恰当的历史定位,不能忽视北洋历史的研究及对北洋时期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必须深化和拓展抗战史研究领域。如何认识国共两党关系及其改造中国的不同方案,是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关键。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应坚持史料第一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历史的连续性、国际性和现代性的原则,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情感性和现实性统一的原则。     

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新,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     

领域的拓展与方法的更新--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思想史意义

由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实是一种侧重从思想的角度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和学科的杰出人物进行评述,并进而深入探讨和揭示中国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内在理论结构体系以及发展演变规律的思想史研究。其研究范围的拓展、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研究方法的注意从人物的业绩和事功中抽象出思想、注重兼融与交叉以及其独特的评传形式,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

蒙文通是20世纪一位杰出但被忽视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自觉地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模式,具有主通、明变、贵识的特色。蒙文通与同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异同以及他本人思想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科学发展观与历史研究

本文从“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历史观”、“科学发展观与历史新构架”、“科学发展观加大历史研究之现实关切度”三个方面论述了科学发展观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认为“科学发展史观”是中国理论界充分总结以往种种历史观利弊并对过去的发展观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历史思考。用它来指导历史研究将会从更新、更科学的角度上去修正、丰富、并完善以往的研究体系并对当下的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中西方音乐史的异同点及其思考

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是我国音乐学术领地的两大学术研究领域,研究和探索中西方音乐史,对于更好的认识音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从史料、方法、著作及历史发展线索等方面,对中西音乐史作了初步的比较研究。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国园林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本文跳出传统古典园林史的研究思路,结合当代史学研究的新观点、新动向,从史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古典园林研究方法论进行了反思。笔者发现在史学地理观方面,存在以中国文化圈为单位的地域史观进行园林史研究的必要性;在园林史的结构方面,存在明代之前文献的丰富与实例的缺乏之间的反差;在史学客观性方面,存在民族主义对园林研究的影响;在古人对园林的认知方面,存在着不同于学院式认知视角的另类园林认知。     

论中国历史的中心性

在整个中国史学史上, 始终存在着一种如何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历史的思想要求。从20 世纪开始,这种思想要求以一种更加醒目的方式凸现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股最内在的基本力量。     

情感史: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

情感史研究旨在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参与者自身经历的事件,洞悉其情感表达,并解读他们情感体验背后的历史意义。作为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开展情感史研究能转换教育史学研究范式,推动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践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价值;强化教育史鉴今功能,给教育情感以历史观照;顺应国际史学发展趋势,拓宽教育史学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开展情感史研究,应以学校和家庭教育情感史为主题,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树立大教育史观,注重记忆、回忆录、自传、书信等史料的搜集,采用教育叙事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