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意志与中国现实语境结合——九叶派诗歌论

均以孤独感、失落感和寻找“自我”为歌咏主题,九叶派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历史文化语境迫近,然九叶派诗歌表现个体生命意志时,紧扣中国现实语境,实现了客观性和间接性,现实、象征和知性的结合,从而形成了不与人同的艺术特质     

“黄河诗歌”的现代性特征及其反思——以《黄河大合唱》与《车过黄河》为例

在中国现代具体文化语境中,新诗中的"黄河诗歌"不仅是抒写黄河本身和借黄河景观的描绘来寄托个人情思的诗歌,而且是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相伴相依,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密不可分,直接表达了其现代性意义的诗歌,而出于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黄河"后来又成了代表性的解构对象.本文以<黄河大合唱>与<车过黄河>两首诗歌为例作出比较分析,对"黄河诗歌"的现代性表征作出了解读和反思.     

在后现代语境下重审布莱克诗歌中的自由精神

在理论和现实层面论证了布莱克诗歌风格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演化的可能.在现代性之后,从内容和形式上分析布莱克诗作中的后现代性元素,建立起后现代的诗歌语境.围绕自由精神的探寻之旅,一方面肯定了诗人对自由精神的不懈追求,同时后现代性的诉求和诗歌理想恰恰也映照出现代性的无奈和自由精神的堕落.     

生命的力度与抗争的激情--论七月诗派的硬汉子品格

七月诗派是20世纪40年代最大的诗歌流派之一。他们奉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与时代、与现实紧密配合,作品全都表现出昂扬厚重的战斗风格。七月诗派主张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诗品和人品的一致,他们的作品充满着阳刚之气,表现出生命的力度和抗争的激情。七月诗人的这种硬汉子品格值得我们当代作家很好地学习。     

意大利文化变迁中的现代性问题探究——从《罗兰之歌》到《疯狂的奥兰多》

以三部分别创作于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以及20世纪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奥兰多为线索,探究其中表现出的有关"现代性"的不同意义,梳理出"现代性"在意大利文化和文学中从生根、发芽到发展的过程,由此探讨意大利文化和文学在20世纪文化语境下的走向。     

现代性的空间焦虑——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一种精神状态

与五四新文学呼唤、追赶现代性的时间诉求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空间焦虑.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焦虑来自于东西方"冷战"而形成的空间对立,其政治化想象、权力的集中与话语的统一、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体性话语统一的追求,体现了与西方文学对立抗衡的姿态.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是全球文化的综合趋势与各民族文化独立发展冲突的产物,在文化问题超越了政治问题的语境中,寻根文学表现出一种民族现代性的文化身份焦虑,"寻根"的空间焦虑陷入现代性的时间尴尬境地.90年代以来,在相对主义的语境中,现代性从历史进程中被提取,呈现为一种空间结构性的存在,文学的"现在进行时"状态,透露出失却历史价值支撑的焦虑与无奈.     

言为心声与身世考索——以朱淑真“婚外恋”说为例

有论者依据言为心声的原则来考索朱淑真的"婚外恋"事实,这种做法值得商榷。言为心声这一命题的成立,应有相当的限度和合适的语境。由于创作主体和形式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言"与"心声"常表现出不和谐性。这一命题的合理意义更多地是在道德价值范畴里展开的,恰是身世考索的结果为它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而不是相反。诗歌尤其是抒情诗的审美特质,使得"言"、"情"、"事"三者未必环环相扣,"以诗证史"时须慎之又慎。     

言为心声与身世考索--以朱淑真"婚外恋"说为例

有论者依据言为心声的原则来考索朱淑真的"婚外恋"事实,这种做法值得商榷。言为心声这一命题的成立,应有相当的限度和合适的语境。由于创作主体和形式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言"与"心声"常表现出不和谐性。这一命题的合理意义更多地是在道德价值范畴里展开 ,恰是身世考索的结果为它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而不是相反。诗歌尤其是抒情诗的审美特质,使得"言"、"情"、"事"三者未必环环相扣,"以诗证史"时须慎之又慎。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非主流诗歌思潮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的非主流诗歌思潮是当代诗歌史中的重要现象。它在文革时期北京等地的社会与文化缝隙中发育,在混乱动荡环境中滋生的启蒙主义思想是它的思维基础;其代表性群落"贵州诗人群"成为在封闭地域发育的范例,这一群落的创作表现出了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特质;食指吟咏青春苦闷、生命尊严和命运之痛的写作,在客观上也光大了个体生命价值,成为另一形式的启蒙思想实践;在白洋淀地区活跃的诗人群体则以比较现代的诗歌形式开辟了现代性写作的新道路,成为这一时代启蒙主义思想的强音。     

背弃与回归——当下诗歌与汉语语境的隔膜与融合

关注和研究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新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崭新命题和课题.一方面.汉语语境遭受到西方诗歌话语的冲击,导致当下诗歌呈现出某种病态的"欧化"特征;另一方面,当下诗歌贬低和摒弃民族文化传统,背弃了汉语语境,造成与汉语语境的隔膜与疏离.为此,当下诗歌要面向时代文化的精神高度,自觉接受汉语语境的限定和制约,不断创新民族诗歌的审美特质,逐步消除与汉语语境的隔膜,实现与汉语语境的融合.同时应看到,单靠技艺上的"雕琢"和突破,难以使当下诗歌走出低谷.重建诗歌标准,必须重归于汉语语境下,在各自不同主张的探索与追求中,经过长久的磨合与历练,最终找到共通的诗歌语言和诗体范式,以促使中国诗歌逐步走向复兴.     

台湾电影的现代性书写

在海峡两岸互动频繁的时代语境中,有必要重新审视台湾电影所映射的中华文化传统,揭示出蕴含其中之现代性的张力结构。台湾电影的现代性,首先体现在社会历史层面,即对民族认同、传统构建、文化想象等方面的叙事显影。而对现代性的反思之维,则表现为对国民性的反思继承,与集体理性的亲和疏离,个体生命的审美救赎以及流行话语的建构消解。     

我想写下光明的诗篇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诗歌与生命同体——试论海子之死

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死亡"是海子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海子在诗歌中讲述死亡,就像讲述一切语不惊人的故事;海子甚至在诗歌中表现出他对死亡意识的迷恋,表现出一切带有浪漫主义冲动的诗人的共同特点。海子就是这么一个残酷的诗人,我们总能在他的诗歌中寻找到他生命的轨迹。海子的诗歌与他的生命同体。     

现代性:一种反思的角度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1990年代诗歌综论

论文站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中对1990年代诗歌进行了全面反顾,在论述其诗学来源、表现形态、文本特征等的基础上,深入辨析了这十年中出现的一些理论问题和重要现象,如"叙事"、"口语"、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女性诗歌的变化,等.作者认为,1990年代是一个杂语共生的时代,中国诗歌处于急速的转型之中,而这一转型过程尚未完成.     

神语·族阈·地域——对当代大凉山诗歌的文化学解读

当代大凉山诗群是一个富有民族文化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的诗歌流派.该诗群的创作以民族文化为诗歌灵魂,在神性话语语境的构筑、族阈特质的重构与解读和地域文化意识的书写等方面建立其诗性、诗情、诗美的诸要素,形成了别具风采的意蕴风格,显示出诗歌富于生命活力和卓异民族品质的文化特质,具有丰富的文化学意义.     

心灵与背景:共同主题下的影响--论帕斯捷尔纳克对王家新的唤醒

在王家新看来西方的现代性是无法亲近的,但俄罗斯这另一种西方现代性却是他的生命之源——两者都必须日夜面对自身残酷的现实.由于俄罗斯语境与中国语境的近似,王家新与帕斯捷尔纳克有关“承担”的人生观合一,因此他对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接受是顺其自然的事.王在受帕氏影响方面,显示了从模仿到互文的一个单纯而至复杂的过程.通过对王家新诗歌文本的解读并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进行比较讨论,可以更为精确地看清王家新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到底受到了什么影响——其中既包括精神性的,也包括意象、细节和句法等等方面的,以及最终如何构成了语境共通的“世界诗”的存在.     

“新理想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观照

上世纪90年代,"新理想主义"文学以反抗市场经济时代的世俗主义、功利主义的姿态出现在文坛."新理想主义"文学借鉴了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资源,但其本身却是一种浪漫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因为我国当代文化语境具有一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种因素相混合的特点,我国当代的文化语境还不具备现代主义文艺发展和繁荣的充分现实条件,但是却可以采取横向移植的方式借用西方的文化资源."新理想主义"文学表达的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