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文化力的特点与功能

高校文化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它由高校文化孕育产生,具有积淀性、导向性和推动性等特点.高校文化力不仅作用于高校师生及其自身,而且能教化民众、引领社会、影响民族精神.高校文化力的功能体现在提高师生文化素质和文化品位、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高校应通过加大投入、涵养文化、立德树人、服务社会等途径促进高校文化力功能的充分实现.     

教育活动史域下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化路径及实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王朝更替频繁,社会剧烈震荡,但在教育文化传承上却有"反本开新"之功。当时,在社会教化活动上,承袭了两汉尊儒的教化传统,即通过立学设教、选拔奖励通经之士、祭奠先圣、提倡孝亲尊老等路径向民众渗透伦理观念;或通过颁布诏书、帝王帝后耕籍亲蚕、制定规程等方法来劝民勤于农桑;或通过下达政令、为政者以身作则、派员巡视等方法以化导民风民俗。另外,当时的社会认同和提倡佛法,通过求道成仙的佛道教化来引领民众的宗教信仰,这为隋唐以儒为主兼用佛道的社会教化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家风建设及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家风建设中非常注重道德教化,强调通过对家族成员的劝学勉学加强成员自身的立德修身进而实现道德要求;中国古代家风建设中亦重视"风化"的道德教育方法,其强调通过上行下效与潜移默化的影响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主体的道德认同。当今的家风建设既要挖掘古代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也要善于学习古代科学的道德教育方法,更加需要运用古代家风建设中的资源与方法去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积极实现其现代转化,以发挥其更大社会价值。     

浅论董仲舒教化思想之实施途径

董仲舒教化思想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对于道德教化的基本措施、途径和方法的理论论述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教育规律,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不无启迪和借鉴作用。本文从"显德以示民,化民以成俗"、"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节民以礼,乐成其德"以及"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等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明清徽州官府和社会力量对停丧不葬问题的管控与治理

明清时期,各地程度不一地存在"停丧不葬"现象。在徽州府,因惑于风水、贫困无力、习俗束缚等,停丧不葬问题较为严重,对当地的社会风俗、民众心理、礼法秩序、社会经济秩序造成较大冲击。为遏制或消除停丧不葬问题的社会危害,徽州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积极致力于管控与治理停丧不葬问题。地方官府主要通过告示提醒警示、设立义冢、经济资助、教化等举措,宗族主要通过族规家法、设立义冢等方式,乡绅士大夫、商人以及普通民众主要通过设立义冢、经济资助、教化等途径,来应对停丧不葬问题。在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协同共治下,徽州境内的停丧不葬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徽州停丧不葬这一长期形成的社会弊俗,始终无法根除。     

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的德育思想论述及时代价值

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的德育思想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和崇高的价值追求。它围绕"以德兴国"的战略目标、"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传承创新"核心价值观"的时代目标,要求坚持人本性原则、知行合一原则、渗透性原则,采取修身立德、榜样示范、践履笃行等多种方法,重点以传统文化的家国精神提神聚气,以传统文化的和合价值浸润精魂,以传统文化的道德追求明德修身。在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德育价值的基础上,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德育内涵,坚定了应对道德难题的文化自信,夯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根基,加快了道德建设的时代步伐。     

试论《管子》的“德、法”思想及其辩证关系

<管子>主张以法治国,执法公正,同时,也非常重视"德"对民众的教化功能,充分认识到人民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管子>治国理民的思想方略.     

“为生民立命”——张载命运论的新解读

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题涉及两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认定其异文,二是如何解读其思想。这一命题既有对孔孟命论的传承,也有对儒家命论的创新。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与孟子"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的"命"一样,都不再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运。他受孟子划分"正命"与"非正命"的影响,第一次把人的命运分为"德命"与"气命",认为对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命运都应当予以安立,但格外强调要以"德命"驾驭"气命"。张载的"立命"观是沿着孟子所开辟的方向立说的,但孟子仅着眼于士人君子的修身"立命",而张载则要为社会大众"立命",即为民众确立命运的道德价值方向,使民众能够据以做出正确抉择,从而掌控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孙中山与毛泽东教育思想比较论要

孙中山与毛泽东都充分认识到教育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认为教育维系着国家的命脉,倡导教育兴国,主张教育机会均等,实行民众的普及教育;都强调立志报国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主张进行爱国教育、修身教育、启智教育,重视因材施教和社会实践的教育方法改革等。但两人教育思想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关注的往往是上层士大夫有识之士和有为青年,而毛泽东关注更多的是贫苦工人和农民;孙中山更侧重西方自然科学和军事训练等内容,而毛泽东则更多的是让下层贫苦民众"写得、算得"以及唤醒他们的爱国意识和反抗精神等。     

全球化视域中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全球化使得普世价值的本土化和本土经验的普世化问题日益彰显。儒家的内圣外王能否建设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近代以来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相较于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内圣外王始终是统一的,构成儒家丰富的文化资源。其内圣思想不仅是伦理学,更是天道人心的贯通。外王作为内圣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内圣依据。这种智慧结构在近代却遭受到严重危机。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从内圣到外王政治考虑,包含着不同于西方民主发展的特质。如果说西方的民主问题实质上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则在于如何给最高权力以限制。我们拥有丰富的内圣和外王资源,理应在合理参照西方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儒家德治思想运行机制的考察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不仅适应中国古代国情 ,而且具有一套近乎完善的运行机制 ,主要表现为 :教化、修养与自觉的内在机制 ;礼、法与规范的保障机制以及表率、举贤与劝善的激励机制。正是这一运行机制的作用 ,使得儒家德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考察儒家德治思想的运行机制 ,对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家乐教思想与和谐社会

儒家的乐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教育,而是一种人格教育和政治教育,儒家将乐教看做是促进人格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途径;为了发挥乐的教化作用,必须对乐有所选择和限定。儒家认为,并非所有的乐都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只有内容和形式都符合“和”的精神的“德音”,才能对培养和谐人格、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实现天人和谐发挥积极的功能。继承和发扬儒家乐教思想的精华,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型乐教,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论修身

朱熹的修身思想是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修身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发展,通过注解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把修身与穷理联系起来,而具有新时代修身思想的特征。朱熹在重视和提倡修身的同时,亦强调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之要在于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朱熹的修身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论夏商周“乐”重于“礼”及其现实意义

辨析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理论意义,须从文化根源上厘清"美"在文化源头和发展轨迹中的重要地位。甲骨文的"文"就是审美,"文"和"化"合起来,就是"审美教育";礼乐文化初期不是礼先于乐,礼孕育乐,而是恰恰相反;在夏商周三代,主持教育的大司乐必须通晓音律。其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中,乐教的分量是礼教决不能与之相比拟的。"乐"重于"礼"特点在古籍文献中也有丰富的佐证……三代美育显要地位和作用说明,重视美育是中国文化源头的特色;加强和提升美育地位是坚持中国文化特色的需要。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传统儒家文化视域下生命教育的意义与逻辑

生命教育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人生发展的重要课题,传统儒家文化因其蕴含着丰富的生命哲学思想,为生命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具体意蕴包括生命可贵与坚韧的生命意识教育,生命安顿寻求的生命情感教育,彰显生命价值所在的生命责任教育。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生命本身如需得到关照和滋养,必然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映照与教育的相互作用。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历史演进和时代发展中传承和延续着对生命关注的精神传统,其过程在于以“文”的感化为本,塑造教育主体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识,重塑生命教育价值的时代导向;以“仁德”的教化为基,丰盈生命内涵,渗透贯彻“精神生命”教育的核心保障;以“行事”的实践为要,扩展“社会生命”宽度,共筑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以此为基础,就传统儒家文化对生命教育的推进,可以生命的协作教育实现生命教育的内化,润泽生命底色;以生命的价值释放实现生命教育的深化,丰盈生命层次;以生命的诗意情结实现生命教育的升华,绽放生命雅致。     

论儒家礼制文化的生态思想

中国古称礼义之邦,礼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礼起源于上古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后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文化。儒家以宏扬礼学为己任,六经之义都贯彻了礼的精神。礼的重要的功能是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宗法关系和政治伦理关系,但同时也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功能。在《周礼》、《礼记》以及上古礼制的记载中,敬天、事天的礼俗蕴含了大量的保护生态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再论杜甫时政诗的创作必须——由杨义“悟后解诗”法说起

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以“悟后解诗”法分析杜甫时政诗之一《赠花卿》,认为它在政治层面“并无所指”,并对传统的解杜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杜诗所谓的意在言外其实是“过分牵系儒家经义”。然而从《赠花卿》创作的时代背景如时间、地点等方面入手,同时对诗歌本身进行感情层面的推敲,杨义先生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杜甫的入世心态、唐代“以诗鉴治”的政治需求决定了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唐诗以“含蓄”为美的传统又决定了此类诗歌传达主旨时的隐蔽性,因而杜诗是否“意在言外”,有待与杨义先生商榷。     

论《礼记》中的孔子形象

《礼记》一书围绕“礼”的内容,刻画出孔子形象,表现了孔子作为良师、儒者和智者的形象特点,也彰显了孔子人格精神中所具有的社会关注情怀、仁者爱人之心,以及诚信谦让的品格,对后世儒者形象的塑造,以及当今的人文精神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