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优先还是公共善优先--流行病伦理的社群主义视角

流行病危机导致流行病伦理的产生。目前的医学伦理无法解决流行病中的伦理问题,因为流行病伦理与医学伦理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流行病防控中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这种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流行病防控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健康,而社群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善,公共健康是一种公共善,因此,社群主义能够为解决流行病伦理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提供理论资源。     

公共健康领域权利与善的冲突

在公共健康领域,保护与促进公共健康和保护与促进个人权利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冲突。权利与善的冲突在预防免疫、强制隔离、知情同意和信息公开这四个主要公共健康实践领域有着突出的体现:预防免疫是以整体人口为基础和对象的,这种整体观会造成对个体权利的忽视,因为预防免疫所带来的公共健康利益由整体人口所享有,但这个"整体"中却排除了承担风险和权利受到侵害的个体;公共健康的隔离措施常常是用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严重限制或侵犯来换取公众的健康利益;为了公共健康而实施强制措施是一种对知情同意及其所要求的自主权的违反;而系统地获取个人的健康信息则会严重危及个人的隐私权。     

公共健康伦理: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公共健康伦理是生命伦理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作为一门新兴的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的交叉学科,它正在开拓自己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如西方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公共健康伦理在地图上,在过去一些年里,生命伦理学家和公共健康专业人士已经开始极度关注这一复杂而尚未展开的新课题.它的大部分疆域尚待开拓."[1]公共健康伦理之所以具有广阔的疆域,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国外的公共健康伦理研究

一、公共健康伦理的学科定位 在国外,公共健康伦理学是在生命伦理学的羽翼下孵化而来的.生命伦理学产生于加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在生命伦理学产生的最初几十年中,很少运用到公共健康的语言.     

公共管理伦理的理论与实践

公共管理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公共管理中的制度和措施对于处理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仅仅是一种框架和原则规范,这就需要在具体的公共管理活动中以伦理精神作引领、以道德意识作指导去做出管理行为的选择,即进行相应的公共管理伦理研究。文章力图从公共管理与伦理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公共管理的伦理趋向,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层制及其人文救治进行一定的理论阐发,并结合中国目前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现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浅析《礼记》日常居住生活的公共伦理

居住生活的"公共伦理"为人们在日常居住的公共领域中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及应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礼记》中的"公"既有先秦早中期对国君的称呼及其管辖的共同体之义,亦有晚期表达"公平"的伦理含义;居住的"公共领域"包括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和围绕居宅的公共领域。通过居住空间的伦理分割、公共举止规范和交往语言禁忌的方式,"礼"塑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为是非判断的道德感,获得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的秩序。     

康德至善论与康德伦理学

康德的"至善"通常被理解为"最高的善"和"完满的善",即德性及其与幸福的统一。但除此以外,这一概念还指"共同的善"和"最高的本源的善",前者指"伦理共同体",后者指上帝。四种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不仅形成了康德的至善论思想,而且构成了康德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系,反映了康德伦理学的主题及其逻辑发展。     

论现代和古代政治伦理的分野

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既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关系。对现代政治伦理的理解和建构,离不开对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区分。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分野,主要表现在"政治统领一切"与"政治就是政治"、"权力"与"权利"、政治与各领域的融合与分离。现代政治伦理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把政治当作政治"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     

论公共健康伦理的主导价值取向

社群优先于个人和自我是社群主义的根本出发点。社群主义由此推断出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积极权利优先于消极权利和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等结论。这些价值取向为公共健康实践提供了伦理根据。因此,社群主义是公共健康伦理的主导价值取向。     

“公地悲剧”中的伦理治理

社会的公共品供给向来是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难解之题。近年来,"小悦悦事件"等典型地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伦理生态大环境中的公共品难题。在关涉公共伦理领域中"真"、"善"、"美"的各个价值层面,都以引起极大关注的典型事件呈现出"公地悲剧"的蔓延态势。当前我们需要从维护伦理正义的制度治理,综合运用多种社会治理手段,树立美德个案的典型治理等方面拓展有效伦理治理的思路。     

技术性实践走向善何以可能

现代技术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也引起了个体的物欲享受与"自由意识"的膨胀、个人行为目的与手段的功利计算、个体实践活动的技术化而非伦理化等一系列伦理难题。由于多数人将个体善与公共善、行为目的与行为责任、道德的实践与技术的实践相分离,把技术性实践完全等同于追求外在产品与经济利益的技术生产活动,忽视了技术性实践应契合于伦理标准的必要性,从而导致了高技术不道德等现象的滋生蔓延。在此情形下,重新审视技术实践的目的定位、结果评价及本质内涵,实现对技术生产的价值定位、物品交换的道德坚守及物品享用的伦理认识,成为技术性实践走向善的可能路径,这也是技术伦理得以可能的基础。     

道德权利问题研究三十年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伦理学研究中存有一个"道德权利空场"。随着社会存在的变迁以及社会主义道德的完满发展,这一坚冰逐步被打破,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维度审视道德权利,在道德权利的学理合法性、内涵、现实意义以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内在关联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道德权利的已有研究成果择要概括梳理,有助于道德权利问题研究的持续、深入进行。     

伦理问题及其他——过程分析的视角

李泽厚与杨国荣以对话的形式,对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分、伦理与道德的涵义、权利与善、经验与先验、历史与理性、心理与本体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转识成智”中的“智”等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讨论.杨国荣认为宗教性道德中蕴含着个体性的人生取向,这种取向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德,由此,他更趋向于考察道德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及两者的相互制约,李泽厚则坚持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分.对伦理与道德,杨国荣关注两者的共同内涵,李泽厚则突出两者的区分.关于权利与善,杨国荣主张区分以一般价值原则等形式呈现的形式层面的“善”与表现为对人的合理需要满足的实质层面的“善”,由此侧重于权利与善之间的互动,李泽厚则强调权利优先于善.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三个著名命题,杨国荣在充分肯定以上命题的重要理论意义的同时,主张以“先验返经验”、“理性渗历史”、“本体存心理”来延伸和扩展以上命题.对李泽厚提出的“金冯学派”传统与“转识成智”中“智”的涵义等问题,杨国荣作了简要回应.     

生命与伦理如何生成为伦理生命

生命和伦理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生命是伦理的自然存在根据,伦理是生命对其自身价值的确证。就是说,生命并非盲无目的的存在,而是具有明确价值目的的存在。恶的本质决定了恶不可能成为生命目的,善的本质决定了生命应当以善为目的。因此,生命不是以恶为价值目的的存在,而是以善为价值目的的存在。以善为目的的生命就是伦理生命,它是祛除内在恶和外在恶,追求内在善和外在善的自由存在。相对于自然生命而言,伦理生命既确证了生命的存在意义,又提升了生命的价值品位。     

关于建立公共健康伦理的思考

公共健康不是个体的健康问题,但它与个体的思想、行为以及个体的健康不无关系。公共健康伦理是指个人、团体、国家对公共健康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或者说是个人、团体、国家在对待公共健康时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威胁公共健康安全的因素是多层面的,从个体责任主体的角度看,有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原因。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基础和特征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作为一门职业伦理学而出现的。但是 ,与传统的所有职业伦理学不同 ,它的学科基础不是社会分工 ,而是社会分群。这一点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是一项全新的创造性工作。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 ,人类社会中的一些基本的社会关系中的新质因素都会聚集到这个领域中来 ,而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更是一种全新的伦理关系 ,而且会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转化为一系列新的规范。公共管理伦理学的任务正是要研究公共管理的新型伦理关系 ,探讨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转化的规律和机制。由于研究对象的时代性 ,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也是一门全新的学科     

经济转型中的伦理作为

财富的内在本质即是一种实在的自由,消解对财富的"恐惧"会让实在的自由施展它的那种力量。伦理的参与为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它可以是真的,又可以是善的。真与善的诸关系维度在本源上厘清了导向歧见的纯然的经济客观性之危害,在总体上验证了人之常情的伦理经验性之误区,这是预定的和谐。经济发展方式涉及许多关联性因素,其变迁方式的时空条件并非单一经济领域所能囊括的。相对于占有,不平等在公共权力基础上的利益定在构成了"均"的基本伦理维度。     

公共权力“责任”的政治伦理根源析论

"责任"作为一种应用伦理,它在整个伦理体系中不是源生的,而是由以"自由"为代表的基础伦理衍生的。"自由"是整个伦理体系建立的基础之一,是个体的天赋权利,不能侵犯他者自由的共识构成了个体之间自由的止限。公共权力的责任是为了维护个体自由,而非相反。公民个体权利的在先性、权力与权利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公职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构成了公共权力责任的三个伦理来源。     

对我国公共健康实践的伦理思考

我国的公共健康实践可以从法律、制度与文化三个层面进行伦理反思.在法律层面,需要平衡个人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力,使法律尽量避免对公民权利造成压制或侵犯;在制度层面,需要公正地分配公共健康资源,因为公正的公共健康分配制度往往可以避免或有效控制公共健康危机;而在文化层面则需要着力培育社群观念,因为最佳的公共健康状态往往是在良善的社群组织中实现的.     

柏拉图政治理想之悖论及对现代管理之警示

柏拉图把“正义”作为其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柱,并将城邦正义之公共善的实现视为政治理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就个体善而言,“正义”是其灵魂的和谐,实质是激情与欲望服从理性的指导.就公共善而言,“正义”是社会各阶层成员各安其份、各尽其责,实质是生产者与护卫者服从统治者的领导.柏拉图按照灵魂素质的不同将人划分为三个等级,这暗含个体灵魂及境遇的不可改变性.而另一方面,柏拉图又注重体育、音乐等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这说明人的灵魂的可变性及可塑性.这样,个体追求自身灵魂完善的可能性与遵从社会等级制度的固守性互相矛盾,对灵魂完善的追求与对等级制度的服从形成悖论.柏拉图用个体善推导公共善的方式建构理想的政治管理模式,这种逻辑推演的合理性有待商榷.现代管理者在吸取传统思想之精华的同时应该注意其政治管理理念存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