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中国远非“翻译强国”

在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五届全国理事会上，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林戊荪指出，在中国，无论是旅游指南还是产品介绍，无论是名胜古迹的说明还是街头巷尾的标牌。外文翻译差错已到了“俯拾皆是”的程度。作为“翻译大国”，中国距离“翻译强国”依然遥远。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     

商标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商标名称的翻译不只是语义的对等转换，而是突出商品功能的艺术再创造。成功的商标翻译往往需要依靠译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摆脱原语商标词音韵和意义上的束缚，不拘泥于传统的“忠实”标准，有意识地加以变通或背叛，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方式，达到等效的翻译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商标翻译最高层次的“忠实”。以“叛逆”求“忠实”，这就是商标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的主要方式有谐音寓意、纯粹译形、音形相融以及义形相融等。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中国典籍外译:“逆向翻译”与“直接翻译”——一项基于《文心雕龙》英译的比较研究

中国典籍外译研究应主要着眼于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立场、语言能力,而不应过多强调翻译的方向性和译者的语言隶属关系.中国译者的“逆向翻译”和汉学家的“直接翻译”都是中国典籍外译合理有效的翻译方式.     

论英汉翻译的“异化”、“归化”运用原则

在我国翻译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有关“归化”“异化”的争论由来已久,从未停止过。纵观各家译论,各有其道。在翻译实践中,“归化”、“异化”各有长短,根据语境、文化和作品的需要两种翻译方法应交叉使用。求真原则、灵活原则、接受原则、美观原则和优化原则是衡量“归化”和“异化”运用是否得当的合理原则和有效的翻译策略,也是我们处理翻译的尺度和标准。     

变译理论忠实性的“别样”演绎

翻译的最大价值在于内化外来文化，作为体现翻译价值的变译理论的提出，为译界带来新的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冲击了长期以来占据翻译研究主流地位的“忠实论”。在此就变译理论与忠实性的辩证关系，浅析变译理论如何解构突破传统的“忠实论”，以及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就原文与译文间寻找相互容纳的切合点，在信息、效果、美学层面达到忠实于原文的质的临界点。     

语言的“不可译性”简析

语言的“不可译性”既有“文化不可译性”与“语言不可译性”之分，也有“相对不可译性”与“绝对不可译性”之别，应该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研究语言的“不可译性”，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异同，也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翻译理论，尤其是翻译标准。     

罗兰·巴特“符号游戏”视域下的鲁迅科学小说翻译

阅读、写作和翻译可视为一种符号编织的“游戏”，罗兰·巴特的“符号游戏”观为我们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根据罗兰·巴特的“符号游戏”原则，在译文意义、译文语体和译文叙事结构等方面重新审视翻译家鲁迅的科学小说翻译，可以获得对这位译作等身的学术大师译介思想的全新认知。     

“共识”条件——建构翻译学的翻译标准制约条件

在翻译标准的讨论中，人们在不同的翻译翻译研究范式参照下提出了不同标准，而未能形成人们普遍接受的统一结论。吕俊教授在建构翻译范式参照下的“共识”条件制约的翻译标准是一个更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翻译标准。“共识”条件制约的翻译标准作为一种新的翻译标准的评价与检验系统，即新的翻译标准，为翻译学提供了一个一般情况下普遍适用的基本标准。因为该标准尊重了知识的客观性；明确了理解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同时还肯定了原文作品的定向性。     

略论中餐菜名翻译的“品”和“病”

本文借鉴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从“品”和“病”的视角探究中餐菜名的翻译问题。     

从“盗火”到“理水”——《新青年》文学翻译浅探

五四时代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西方的文学作品蜂拥而入。《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和号角，自然承担起了翻译的重任。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的文学翻译不容忽视。《新青年》共翻译了40多位外国作家的100多篇文学作品，其中以屠格涅夫、泰戈尔、莫泊桑、王尔德和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居多。从对源语作者定量分析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会发现《新青年》当时的翻译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现象，但这在当时却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     

非文学翻译中汉译英的“三化”问题

许渊冲先生提出的诗词翻译的“三化”理论不仅可以指导文学翻译实践，而且对非文学翻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三化”为指导的译文可以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     

论《金瓶梅》英译本的“得”与“失”

《金瓶梅》全书100回,而英译本却只有49章。译者在选择时遵循的是“重在首尾,兼顾中间”原则,对人物姓名的翻译,译者使用了双重标准：“男音女意”,章回标题的翻译基本上做到了“得意不忘形”,熟语、习语的翻译则是“异化”为主。     

汉代丝路上的“信使”与“翻译”：悬泉汉简所见“驿骑”与“译骑”

悬泉汉简中将骑马传递信息的人称为“驿骑”,负责递送比较紧急和重要的文书。狭义的“驿骑”仅指邮驿系统中骑马传递文书的人,而广义的“驿骑”则指在交通主线上所有负有邮书管理责任的机构中骑马传递信息者。在相同格式的文书中,“驿骑”有时被写作“译骑”,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某些“译骑”指邮驿系统中通晓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骑手,可以在传递文书的同时兼任翻译,将他们记为“译骑”是为了与“驿骑”相区分。在先秦两汉典籍中还记载了一些专职翻译人员,亦即“象胥”“译”或“译者”等,为少数民族首领、国家机构或官员承担翻译工作。从悬泉汉简来看,这些专职翻译人员设置较少,在大量的民族交往活动中往往是由“译骑”等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兼任翻译。无论是专职翻译,还是兼职翻译,他们都对两汉时期的民族交往和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     

查良铮诗歌翻译之“选择适应论”阐释

查良铮是20世纪中国诗歌翻译史上成就最大的翻译家之一,与前期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不同的是,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主要从译者翻译背景的“有机统一”、翻译实践的“适应选择”、翻译作品的“译有所为”“适者长存”等方面,力求对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提出新的维度和视角。     

对科特勒“市场营销”概念译法的几点不同意见

对菲利普·科特勒教授市场营销概念的翻译 ,在我国传播的有极其类似的两种说法。但是 ,对“productsofvalue” ,“individualsandgroups” ,“asocialandmanagerialprocess”三个关键词的翻译却缺乏科学性。应分别翻译成“价值产品” ,“个人和组织” ,“一种社会性经营活动” ,才能准确地反映科特勒教授市场营销概念的科学内涵。     

从生态翻译学看广告翻译中的“三维”转换

根据生态翻译学,广告翻译是译者适应广告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而广告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体内各因素相互联动.在广告翻译中,译者要从整体广告翻译生态环境出发,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方面综合权衡,在不断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过程中进行恰当转换,力求创造出“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严复译著与“翻译的政治”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大翻译准则,分别代表了翻译活动中的不同权力关系,其中“信”体现了传统翻译活动中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达”意味着译者对原文的选择和改写,从而将翻译改造为挪用,体现出一种“思想挪用的政治”;“雅”代表了译者在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特定权力关系背景下,通过归化策略护存主体语言之纯粹性、主体文化之凝聚力的努力,构成了一种“语言归化的政治”。在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社会背景中,严复译著充分展现出翻译活动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从而成为“翻译的政治”命题的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翻译产业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翻译产业学”学科体系的创建

翻译社会的发展现状呼唤加强翻译产业研究，期盼研究范式的突破。分析开展翻译产业研究的三个主要原因，阐述国内外翻译产业研究的现状，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同时呼吁构建“翻译产业学”的全新译学理论体系，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开展针对该体系的专项研究，以探求解决翻译产业生产、翻译产业教育、翻译产业研究等诸多问题的办法。     

英汉翻译“语气”的动态对等研究

语气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决定了该作品的特定风格。好的译者应该在翻译过程中时时考虑到“语气问题”，并且尽量达到原文和译文语气间的动态对等。文章通过对三种不同文体风格的英译汉实例进行分析比较，同时引入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来强调译者要对语气的重要性进行关注。文章着重阐述了体现文学作品风格的文体标记，并通过图表说明检验翻译效果的方法及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