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言的二元本质》看索绪尔的语言哲学

索绪尔书稿《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中所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语言可以归结为几组二元对立，语言质体是由形式差异和由此形成的意义差异所构成的负性统一体；(二)语言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区分，是由语言事实决定的；(三)语言符号不具有正面的肯定的性质，它的价值是什么，不是由自身的性质，而是由体现为形式与形式之间、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相互差异的负性原则所确立的，是由符号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关系所形成的系统性决定的。与通行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相比，索绪尔《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中对语言符号性质的阐述更加深刻而系统，是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     

“语言本质”内涵的内在逻辑层次

语言本质就是语言之为语言的根本的规定性。而作为这种根本的规定性的本质,其自身本来就具有内在的逻辑层次。一般而言,本质可以反映在底层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这样三个基本的层次上。相应于本质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的逻辑层次,语言本质也具有相应的逻辑层次。     

大卫·米切尔《云图》中的二元对立颠覆

大卫·米切尔在小说《云图》中不仅指出了二元对立,更颠覆了二元对立,从根本上消解了西方传统思维模式——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打破二元界限的过程折射出米切尔的解构主义思想以及他对文明与真实的思考：只有看穿二元对立的本质,剥下权力的外衣,才能得到最原始的真实。     

时间性与有限性本质中的道与Ereignis及其普遍语言性问题

在老庄思想中,由于其自身中包含有“有”与“无”的冲突结构,道从来就不是一种具有绝对可理解性和现成性特征的纯粹在场性。这一点构成了道的思想与始终拒绝“无”的问题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本质差别。但另一方面,道的思想也因此而表现出它与海德格尔的Ereignis之思在根本问题层面上的同构性;而“无”的本质性参与则表明,与Ereignis相同,道作为以自身为根据的绝对超越者,始终是从时间性、有限性方面被理解的。这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原则,它不仅规定了道与Ereignis的不可言说性以及与此相关的语言本质问题,而且,现代哲学解释学的全部思想也都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上。     

中西语言学理论差异的思想根源

中西语言学是在非常相似的初始条件下开始起步的。最初的语言学工作都是文本注释性的、教学语法性和规范语法性的。最初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都是由语言和现实的复杂关系而引起的。然而,使命和目的的相同并没有导致结果的相似。在中国和在西方形成了两种几无共同之处的语言学传统,对语言提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分析模式。这是由于中西语言学是在不同的思想背景下从对语言现象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开始的。中国语言学传统的取向不同于西方语言学,它更着眼于对语言符号体系的整体把握。这个取向提供了创立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     

论符号语言学的基本观点

本文所持的符号学语言理论认为，语言是表情达意的符号化过程，而不是一套静态的结构关系或规则，符号化的单位是“命名与话语”、“名称与文本”；其任意性、线条性、动机性、聚合性等符号化方式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非客观规则。符号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汉语言文化的偶值性语言符号化方式中的二元互补结构基础之上的语言理论，在符号内部结构关系上，它将动机性而不是任意性，在其外部关系上将空间性（聚合性）而不是线条性看作语言符号结构系统的最高原则，倒转了索绪尔在这两个方面的命题。     

辛亥革命前期蔡元培思想嬗变过程的特征

辛亥革命前期．蔡元培思想嬗变经历了由爱国而改良到革命的过程。以翰林身份从事反清革命，身份具有特殊性；过程具有典型性，代表先进知识分子走向民主革命道路的历史进程；思想具有二元性，即民主革命思想与教育救国思想二元并存。前者表明其民主革命家身份，后者体现其教育家本色。     

西方解构主义与《庄子》哲学之比照

<庄子>体现的叛逆精神与西方解构主义遥相呼应,二者有着本质的相似.<庄子>的解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拒绝权威和崇高,反叛主流和传统;二、解构二元对立结构,消解自我中心主义;三、瓦解语言的可靠性,突破语言的樊篱.在解构主义视野下重读<庄子>,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思想内涵,更可以发现<庄子>对人类和社会的人文关怀,为解读<庄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

20世纪 80年代新名词与 90年代新话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与国门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一现象在中国得以通行还与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品性有关。现代汉语是深受西方语言影响的新的语言系统 ,它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 ,这种亲和性使它对西方语言具有敞开性。本文主要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新名词作为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新话语方式从根本上是一种新的思想 ;也就是说 ,它本质上既不是汉语所已有 ,也不是汉语所潜在的即汉语在机制上所能产生的 ,…     

海德格尔与老子论道

道是老子与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核心语词,但两者看起来相似,实则相异。老子考察的是由道路的本意延伸出的大道及其特性,而海德格尔思考的是道路自身的特性;老子的道与言说相对立,道自身拒绝言说,但它是思想与语言的根据,而海德格尔却将道路与言语相统一为道说,且在他看来,语言具有本原性,是存在、思想与人的根据。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命运及其当代价值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方面,特别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方面,在一定意义上被遮蔽了.二战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重新焕发出光彩,作为主要社会批判语言,成为批判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当代,这一理论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助于深化人类社会发展与完善的动力问题的探索.     

俄国形式主义接受中的思维问题与当代文论转型

俄国形式主义融入中国文论的过程,也是中国文论转型中克服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思维的过程.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最初遭到拒斥及随之的全面接受,都受到中国当代文论转型中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而20世纪90年代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综合性解读,则标志着中国当代文论对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超越的开始.不过,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还远远没有消除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本文认为:只有缩小文学本质的逻辑内涵,扩大文学本质的逻辑外延,文论转型与重构中的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才可能被超越.     

解构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

解构主义文论通过颠覆语言的单义性、确定性,来消解传统美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形而上学所确定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从而认定审美和艺术是没有确定的所谓"本质",它们的语言符号形式--文本也是不可能有确定的意义的,因此形成了意义异延论.解构美学的这种观点,彻底摧毁了旧形而上学传统美学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开放了审美和艺术的存在、构成和意义,从而形成了动态、开放的立体构架.但是,由于解构美学是脱离人类的社会实践来谈论语言、修辞本身,所以它必然割裂了实践中事物及其意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从而走向了绝对不确定性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在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解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动态和开放地建构文论体系,另一方面也应该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握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法,综合中国传统文论,建构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实践的文本意义论.     

西方"游戏说"的演变历程

"游戏说"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根据其思想主题的不同,西方游戏说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五个阶段:古希腊的游戏说,思想的主题是世界,代表人物为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世界是没有根据的,它自身建立自身的根据;中世纪的游戏说,思想的主题是上帝,以<圣经>为代表,上帝的创世游戏是为了凸显上帝的全能和自由意志;近代的游戏说,思想的主题是人性,代表人物为康德、席勒,人性的游戏揭示了人的自由本质,当审美被理解为自由的时候,游戏便成为美的规定;现代的游戏说,思想的主题是存在,代表人物为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它关注生活世界本身,具有自主性、反本质主义、实践性、活动性等特征;后现代的游戏说,思想的主题是语言,代表人物为德里达、福柯,它致力于对同一性、同质性、整体性、中心、意义的消解,宣扬特殊性、多元性、异质性、不可通约性、不可预见性,具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哲学本体论等特征.     

文学语用学翻译思想

文学语用学翻译思想强调在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语用层面、美学层面等的动态性和理性的语言使用,它更能透视文学翻译中语言使用的本质与语用价值。文学语用学思维在翻译建构中的解释体现了翻译研究从规约性向描写性,再到理性交往解释的语用学转向研究的发展趋势。     

神圣与世俗:后战国神圣性观念研究

在中国,神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神圣性.相反,倒是圣人和圣王具有真正的神圣性.中国思想史上的神圣性,本质上只是一种政治神圣性.政治神圣性是人们对一个政权或一种统治方式的政治信仰,它较之于统治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而具有更大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圣人"话语本质上属于政治实践的产物,是对政治实践的自然表述,它强调的是一种实际的功业和具体的作为.     

客家文化的二元结构及其文化生态解释--兼议客家文化的审美辩证

客家文化具有鲜明的二元结构,这在诸多方面都有突出表现。文章分析客家文化二元结构显现层面及其文化特质,基于文化生态系统理论,解析了客家文化二元结构的成因。认为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与小农经济的惯性造就了客家文化的传统性;而消极的宿命、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思潮对原始性造成的振荡,衍生了其过于前卫的特性。二元性导致客家文化的审美困惑,对传统本土文化的眷恋复归与批判责难交织,统一于客家文化审美的主体。     

确立文字思维在思维研究中的应有地位——兼论文字思维与语言思维的不同特点

长期以来由于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片面观点的束缚 ,人们论及思维的有关问题时 ,只谈语言思维而忽略对文字思维的研究 ,从而遮蔽了对人类思维的历时性进程和共时性态势的较为全面的认识。通过重新考察文字的性质及其与语言的关系 ,我们就会发现 :文字是人类继语言之后发明的另一套与语言并列的“为事物命名的符号系统” ,从而文字思维不仅是与语言思维并列的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高级思维形态 ,而且在思维的清晰性、准确性、深刻性、严密性等方面具有超越语言思维的功能。     

语言政策特征刍议

语言政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具体体现国家、政府对社会语言问题的态度,是国家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政策自身所具有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四对特征,即民族性与普遍性、宽容性与规范性、现实性与预测性、稳定性与传承性。对语言政策特征的探讨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语言政策本质的理解,进而促进和指导语言政策制定工作的开展。     

库尔特内和索绪尔的语言思想比较

库尔特内和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具有一定的联系，尤其在语言和言语、语言的符号性和系统性、静态和动态等问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通过对比，主要阐述二者语言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