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策科学方法论的范式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传统政策科学方法论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围绕回到拉斯威尔“民主的政策科学”这一中心议题，新的政策研究范式、方法和途径不断涌现。这些新兴理论在方法论上，不仅对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学说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政策研究中的客观实在假设、基础理论和方法都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批评，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政策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曾经一度被视为政策科学方法论基石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也因此被一种外延更为宽泛的社会合理性理论所取代，这种政策研究方法论上的范式转向，最终导致了“政策科学”向“政策研究”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

面对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底的西方主流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有必要从学理上予以回应。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实证主义的批判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从思想史上看,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在启蒙运动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只不过,孔德的实证主义是对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理论呼应,在方法论上强调直观、自然与道德,而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批判精神,辩证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在方法论上强调总体、历史与革命。较之于孔德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体现为：基于“证实”的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     

“范式”的解读及在高教研究中的运用

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引起了学界的“范式热”,但也造成了理解和应用范式的“模糊化”现象。事实上,范式的理解和使用宜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进行,且应认识到其在不同学科存在不同表现形式和性质。就高等教育研究而言,在世界观层面存在着学科范式和领域范式,两者共存共荣;在方法论层面,则存在着实证主义范式与非实证主义范式、单学科研究范式与多学科研究范式,彼此互补并立。因此,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应正确理解其内涵,慎用、慎言“范式”。     

后实证主义的结构性与批判性——兼评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1962年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结构》力证科学进步是一场颠覆和重构的革命史。方法论上，库恩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但也继承了逻辑经验主义诸原则，进而建构了后实证主义；知识论上，库恩运用后实证主义整体性地诠释了科学革命的思想。通过辨析后实证主义的相关术语和援引自1965年伦敦科学哲学国际讨论会以来的“科学之争”，研究表明波普尔学派和历史主义的文本批判使库恩范式受锢于“文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则让后实证主义重新回归历史实践，并揭示出库恩“科学革命”的价值实际上在于从哲学上为人们思考知识发展和科学进步构建了一个“革命”的框架。      

纯粹社会学:社会学的科学革命及其范式构建——布莱克的方法论追求与理论逻辑

社会学的“科学革命”是唐纳德·布菜克纯粹社会学方法论上的核心追求.他认为传统社会学包含了意识形态、目的论、心理学以及人的因素,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学科承诺,必须对其进行“纯粹化”创新,从而构建一门真正“科学”的社会学.纯粹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构建是基于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并建立在广泛而深入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其对法律的分析所形成的纯粹法社会学,是纯粹社会学理论的最重要的学术实践,也是被学界所公认的经典理论.从西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脉络来看,纯粹社会学有着深厚学术传统,并有一套独特的解释逻辑,但由于对社会学科学性的片面强调,其缺陷也非常明显.     

西方社会政策评估:哲学基础、方法、内容与范式

20世纪70年代起至今,西方社会政策评估中的实证主义哲学基础遭到了后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批判,决定主义和经验主义已经不能应付复杂的社会评估,专家主导的评估活动也受到了其他利益群体的质疑,社会政策评估的方法和内容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形成了量和质的评估方法共存的局面,出现了科学研究范式、实证辩论逻辑范式、直接的社会变化范式和社会公正理论范式等四种比较有影响的社会政策评估范式.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和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

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往往交织在一起.20世纪初,实证主义运动和现象学-诠释学运动,分别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产生了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通过对实证主义和以现象学为立足点的诠释学的彻底批评,为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转型提供了契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视为维特根斯坦后期有关语用学的思想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本文拟宏观地考察这一演变的过程.     

语言测试的主要研究范式及其发展趋势

研究范式是指导某一领域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立场、观点的总和。社会科学 领域的四大研究范式,即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建构主义,对包括语言测试在内的社会科 学各学科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由于语言测试的核心活动是测量,因而长期以来,该领域一直受 到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然而近年来,受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范式发展的影响,语言测试领域的研究范式 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的特征。但考虑到测试活动的本质属性等因素,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范 式仍将支配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 ;而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研究范式也将通过与传统范式相结合等方式,对测试研究产生持续的影响。     

公司并购理论：回顾与评述

根据所采用的分析范式,公司并购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司并购理论的管理学范式、经济学范式和实证主义范式.可以看出,公司并购理论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但也存在一些研究视角的遗漏,冲突行为可能成为未来公司并购理论研究的一个创新视角.     

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与行政文化分析

“范式”理论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最早提出来的,其中,它的“范式转换”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被其它学科领域借鉴来厘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变迁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根据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行政文化的发展经历了统治型行政文化范式、管理型行政文化范式以及正在形成的服务型行政文化范式。处于萌芽阶段的服务型行政文化范式,只有以人为本,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成为主导行政文化范式。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特性

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公共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公共政策批判都为公共理性在公共福利的追求中保留了相当的地位。根据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刑事司法政策批判,不仅主张多元的刑事司法利益,而且将多元、普遍的刑事司法批判作为刑事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包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突出的批判不足问题。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群众司法批判经常越界,这应当受到法律知识和法治原则的严格规制。     

“范畴”视野中的心理学两大方法论

心理学是一门缺乏"范式"的学科,但它内部却存在着许多对"范畴",其中的一对就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和现象学方法论.范畴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导向性,另一个是对立统一性.作为一对范畴的心理学的两大方法论也不可避免地体现了这两个特征.     

现代西方权利理论的三重证成维度及其启示

现代西方权利理论存在着三重证成维度,一是经由以古典自然法思想中以人类理性为中心的有关权利论证理论,它所形成的是对权利的道德评判与理性解释的权利证成方式;二是由法律实证主义开创的权利的规范分析与实证的解释传统;三是由法律社会学或者社会法学学者所形成的从个人到社会的社会学解释路线。这三重解释维度虽然有其自身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对于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甚至当代中国权利制度的建构均充满了解释的张力和影响,是中国当代权利理论形成的重要理论根源。     

卢卡奇自然概念的批判性伦理视阈——兼评青年卢卡奇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方法论

青年卢卡奇对在所有修正主义著作中被奉为神明的方法论——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方法,展开了批判性论述,揭示了自然科学的＂纯＂事实之伪;对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也进行了抨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非常著名的思想——＂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这对于我们探究自然概念的社会本质、探索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均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不可通约性与科学合理性--库恩科学合理性理论研究

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将科学合理性原则看成科学假说检验的逻辑规则,力图建立普遍的、超越历史和文化的科学合理性标准。库恩用科学史的大量材料论证,科学是在范式指导下解难题的活动,科学革命是范式的转变,不同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在这个基础上,库恩建立了一种历史的或局部的合理性理论,揭示了科学合理性与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方式的密切联系,从而实现了合理性观念的根本变革。     

从精神分析到新精神分析—论霍兰德批评理论发展的轨迹

霍兰德是当代美国新精神分析批评的代表人物。他的批评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琼斯等人的传统,同时吸纳和融入了美国自我心理学、英国客体关系理论等新成果,为精神分析批评建立了一个新范式,提供了一套新话语。在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中,霍兰德的批评观念经历了一个从精神分析到新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这既体现在他理论模式的建构上,也渗透在他对莎剧的解读中。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期,主要在借鉴自我心理学的“前俄狄浦斯”和“防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其动力学模式;成熟期,围绕“身份”理论形成其互动批评模式;拓展期,借助认知科学中的“反馈环”理论进一步修正和拓展其理论模式。     

民国时期西方实证方法与乾嘉考据方法之渗透与互补

从西方引进的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乾嘉考据方法经由比较鉴别而有一消化渗透、交叉互补、融合创新的历程。近现代学人对此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 :严复功在引进 ,胡适、梁启超功在消化 ,冯友兰、金岳霖功在融合创新。他们的学术风貌无疑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中西两种学术方法的渗透互补与融合创新从历史与逻辑的层面揭示了人类文化在开放中接触、在接触中交流、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客观规律。     

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与政策科学范式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企业内外部环境,企业战略管理范式需要不断调整与完善,政策科学也许能够为企业战略管理范式的重建提供参考。据此,对政策科学范式进行分析,将企业战略管理与政策科学范式进行对比,企业战略管理应该向政策科学借鉴一些范式,具体应做到:一是借鉴在政策科学总体分析框架下的政策执行范式,解决战略管理只重制定,不重执行的问题;二是借鉴政策科学的系统分析方式、多样的分析工具,加强战略管理的科学性;三是借鉴政策科学的环境观、价值观、时间观,完善企业的战略管理。     

理性、爱欲、政治——解读《爱欲与文明》

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致力于通过对已经演变为"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传统理性的批判,来揭示现代社会的"非民主"、"非自由"的性质。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赫伯特.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开发和引申出政治批判的理论与方法,并将之与马克思的理论结合起来,由此生成一种新的解放理论——爱欲与政治批评。提出了政治解放的途径:走向非压抑文明。     

析证伪主义认识前提中的不可知论色彩

证伪主义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主题,它以批判理性主义为认识前提。批判理性主义认为,知识的存在以个人为本位,知识的增长是一个类似达尔文生物进化的客观自主的过程,因此任何个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归纳和证实之所以错误,从根本上说,就是它们预设了个人理性的无限性。相反,正是个人理性的有限性,使得归纳和证实不可能,因而只有证伪方法才能使对科学的检验成为可能。但是,由于波普尔把知识的存在仅局限在个人的范围内,主张知识来源的先验性,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因而其批判理性主义具有明显的不可知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