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莉:文化杂交和世界文化的象征

目前,文学批评界已广泛认同于对《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鲁姆和斯蒂芬的文化诠释,认为他们是民族边缘文化和艺术边缘文化的化身,但对女主人公莫莉的诠释依旧局限在性别诠释的框架之内。作为"布鲁姆通向永恒的护照"的莫莉有充足的理由带有一种文化诠释的可能。笔者认为,莫莉乃是摈弃了狭隘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偏见的富于广泛的包容性和无限生命力的世界文化的化身,她与数个性伙伴的关系乃是爱尔兰民族文化和英国文化杂交的象征模式。莫莉的形象寄托了乔伊斯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期望以及他的世界文化理想。     

《尤利西斯》的狂欢化特征

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解读《尤利西斯》,从人物、语言、时空体三个方面来分析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狂欢化特点。乔伊斯对都柏林瘫痪现实的讽刺和对爱尔兰民族的反思都隐藏在《尤利西斯》狂欢式的表达中。     

《尤利西斯》的狂欢化特征

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解读《尤利西斯》，从人物、语言、时空体三个方面来分析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狂欢化特点。乔伊斯对都柏林瘫痪现实的讽刺和对爱尔兰民族的反思都隐藏在《尤利西斯》狂欢式的表达中。     

民族、语言和宗教——解读《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三个关键词

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民族观、语言观、宗教观及其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在乔伊斯看来,爱尔兰的落后与苦难不能单方面归咎于英国殖民政策,同时必须反思爱尔兰自身的堕落。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深刻的反思精神,才使得他能够最终走向世界主义,在自我流放的文化之旅中完成一位民族作家的文化使命。     

《尤利西斯》的“异域幻象”与乔伊斯的爱尔兰文化观

乔伊斯的意识流名著《尤利西斯》的主题——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批判除了体现在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体现在对作品中诸多异族形象的描写上。本文拟从形象学角度出发,结合文本,分析《尤利西斯》中的异域形象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揭示其与乔伊斯的爱尔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     

画中爱尔兰,画中乔伊斯——以《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为个案解读乔伊斯的民族主义

作为乔伊斯的半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透视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面镜子。通过以《画像》作为个案,从政治、文化和宗教三个维度解读了乔伊斯的民族主义,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乔伊斯笔下的爱尔兰,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爱尔兰人乔伊斯。可以看出,乔伊斯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的《画像》饱含了乔伊斯的爱国情结,既是一副经典的"爱尔兰堕落图",画中又暗藏了救赎爱尔兰的预言。     

渴慕与认同：《尤利西斯》里的中国文化意象阐释——兼与《中国形象》一文作者商榷

《尤利西斯》里的中国文化意象,并非是＂对中国形象的扭曲、误解和妖魔化＂,相反,它们体现了乔伊斯以及爱尔兰人民对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的渴慕与认同,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充满传奇、浪漫的东方国家形象,且对刻画主人公布卢姆的性格特征、突出文本局部主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爱尔兰东方学视角来看,小说里有关东方语言（汉语）及文化意象揭示了古老的东方文明与爱尔兰文明在语言、文化之间的源远流长的关系,增强了布卢姆和爱尔兰人民对东方语言、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这种隐蔽而巧妙的叙事策略是乔伊斯和其他现代爱尔兰作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充分体现了乔伊斯的思想和艺术境界。     

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

汉字书写和东方文学曾对詹姆斯.乔伊斯的主要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乔伊斯在都柏林时便开始接触东方历史和文化,并将东方文化知识表现在从《都柏林人》到《芬尼根的苏醒》的全部作品中。汉字书写的基本元素拓展了乔伊斯对东方的认知,影响了他的视觉文本观。乔伊斯的'东方时间'和他那源于汉字书写的现代主义视觉意识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中均有表现,同时从中国印刷史来看,其小说的空间结构也反映了汉字书写传统。汉字书写显著的垂直特征和文本评注传统与乔伊斯作品将空间、听觉和垂直融为一体的创作特性相呼应。     

殖民主义身份的模仿与颠覆——论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

在殖民主义框架下,民族身份的构建既来源于殖民者对被压迫民族的文化入侵和压迫,也源于被压迫民族对殖民文化的认同和反抗.因此,模仿和颠覆常常是殖民地国家政治斗争的主题.爱尔兰著名作家王尔德的代表作<道连·格雷的画像>通过对道连·格雷一生的记述来还原历史的真实,揭示了英格兰-爱尔兰特权阶级被颠覆的本源.作为该阶级的一员,通过道连的死,王尔德宣告这个特殊阶级将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结束而最终消亡.     

从小说《死者》看乔伊斯的爱尔兰情结

《死者》是乔伊斯流亡海外后的最初创作,蕴含了乔伊斯对爱尔兰民族、世界以及自我的新观念,预示着创作风格的转变。乔伊斯前期的写作有鲜明的"意图式写作"特征,利用症候式阅读法,通过细读文本和传记,发现《死者》的显形文本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而其下隐藏着叙述者的言说困境。乔治·斯坦纳多次提及《死者》一文对他批评理论的影响,运用斯坦纳的语言哲学理论,通过解读小说文本中的音乐、空白等元素,发现乔伊斯突破语言之围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实现了"构建民族道德史上的一章"的写作意图。比较显形与隐形两个文本,可以看到乔伊斯的爱尔兰情结遵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是一种"否定的民族主义"。     

繁杂中的升华与崇高——乔伊斯与《尤利西斯》主要人物

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作为支撑小说的框架,其中融入了大量的生活细节和创作技巧,以使原始创作素材艺术化。通过探究乔伊斯和其塑造的主要人物的相关性可以了解乔伊斯的创作风格和理念,体会其作品从繁杂的细节中总结出的事物普遍性和艺术与现实的巧妙结合。     

《尤利西斯》与荷马史诗的对应关系探讨

现代意识流经典作品《尤利西斯》与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之间存在重要的对应关系,这是公认的。乔伊斯在艺术表现及情节内容上进行背反所有传统的标新立异和大胆试验的同时,为什么要追求与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对应关系呢?它仅仅是一种借古喻今的手法,还是对荷马史诗开创的“尤利西斯传统”的新发展,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在离家与归家的漂泊框架下,古代英雄在海上的十年漂泊化为现代小市民在都市大街小巷一天的游荡,而这一天的游荡又演化为漫长的内心的旅程,凸现出一个有血有肉、多层面的现代“尤利西斯”。一部是古代史诗,一部是现代意识流小说,它们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奏响的都是飘泊者之歌和人之歌。     

从《尤利西斯》看意识流小说的艺术特征

意识流小说使用第一人称的“内心独自”“自由联想”手法,让“作家退出小说”,让读者直接面对书中人物,并采用时空错乱的立体结构,作家的意识由客观时间转向主观时间。这些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和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很大的意义,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正是由于合理地使用了这些技巧,才使得其成为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民国初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史学界一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因而把它纳入中国近代革命话语体系.而从清末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竞争与结果来看,五四时期各文化派别都试图完成清末民族主义未竞的民族文化的重构任务.而如何看待传统的中国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中西文化是否被解释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各派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模式呈现出多元性、对立性、不耦合性,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主义话语,文化整合的任务依然是未竟事业.     

《都柏林人》的现代主义特征

《都柏林人》是詹姆斯.乔伊斯第一部实验作品,充分反映了乔伊斯对生活和艺术的哲学思考。为揭示都柏林瘫痪的精神面貌,在这本小说集中,他实验并很好地运用了大量的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包括象征主义和他独创的手法“顿悟”。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还发现了其中一些音乐和美术方面的技巧和更多的蕴意。     

从影响研究角度论西部诗歌的后先锋现象

在文明全球化的今天,异质文化间的交流越来越重要.为了研究中西文化良性互动中中国西部诗歌的发展受因与流向,主要以"后先锋诗歌"作影响研究的个案,主张交流、选优、提升、变异和融创的方针,详细分析了中国西部诗歌中的后现代性.发现杰姆逊(Jameson)来中国讲学和金斯伯格(Ginsberg)访华带来的后现代主义使"西风东来"成为时代潮流,对"民间写作"诗群是一个提升、壮大的机遇.     

赛珍珠著译中的“杂合”现象探析

只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的接触,就会产生有意或无意的“杂合”现象。赛珍珠的著作与译作都具有明显的“杂合”特征,其著译中的“杂合”,多数是其有意所为,目的是要让西方读者注意到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存在、彰显中国语言文化特色,因此,“杂合”理论对于赛珍珠的著作与译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赛珍珠著译的成功,对于我们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进一步做好文学批评及文学翻译等工作,都有较大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