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置换权力：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变化

数据与算法在人工智能时代成为新的权力生产要素,技术置换权力机制得以开启,权力流动更为灵活和频繁,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将发生多面向变化。超级企业的出现使国家治理权力主体组成从国家单中心结构转变为多中心结构;枢纽部门的出现使国家治理权力部门格局从散点状结构转变为伞面状结构;领头国家的出现使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从整块式结构转变为翘板式结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充满变数,权力流动背后的责任匹配与技术霸权问题有待思考,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预判值得期待。     

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生产及其政治影响

人类社会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权力生产与权力转移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关键成分的数据与算法,逐渐成为权力生产的新要素,谁掌握更充分的数据和更先进的算法,谁就可能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技术的赋权效应得以彰显。技术赋权可能催生新权力主体,权力转移现象可能再度发生。人工智能企业既因为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而内生出部分权力,也因为为国家治理提供技术辅助而另外获得部分权力,可能成为与国家相媲美的新权力中心。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可能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单中心结构变为多中心结构;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越来越倚重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算法支持,而算法可能出现失误,加之“算法黑箱”和卸责链条的存在,因此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还可能消解权责同体的基本政治规则,引发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国家治理问责难题。新权力中心在多大概率上会出现,既取决于国家与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实力对比,也取决于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程度。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问责难题,除了促使人工智能企业高度自律,还需要国家匹配备案与试点制、随机抽查检验制、服务积分制等制...     

政府组织变革中的权力关系演变与规范路径探究——读张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权力作为社会治理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社会治理的成效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长,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性以及权力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近年来,由权力性质异化所造成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有效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异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康之在《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中指出,必须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在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转变的社会建构历史与逻辑中,从政府组织模式变革中所伴随的权力关系演变角度寻求有效的权力规范路径,同时,张康之构想了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关系,认为权力将更多地与人的知识、智慧及道德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权力意志的角度思考权力的规范方式,才能有效避免权力异化问题。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公共权力属性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有着双重属性,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其一,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其二,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属性。这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也可以成为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手段。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必须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论权力关系的一般属性及权力道德的基本特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关系是由多重权力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所形成的权力关系具有自身的基本属性：广延性、综合性、坚韧性、目的性、有效性、潜在性、服务性、责任性和对称与非对称性。权力关系的基本属性决定了运行权力必须遵循权力伦理和权力道德。比之一般伦理道德,权力道德具有自身的基本特性：内容的政治性、本质的责任性、形式的公权性、功能的示范性和角色的多重性。     

网络组织内权力的来源与变迁初探

随着组织网络架构的出现和组织间边界的模糊,权力研究的边界也从单个组织内部延伸到了整个网络组织。决定网络组织内部权力大小的影响因素众多,但溯其根源,知识和位置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因素,而由此决定的权力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动态的变迁性。本文提出了知识权力和权力整合两个分析框架,对这种组织间权力的来源和变迁进行了分析。     

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探究

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主要包括以高校各级学术委员会为中心的学术权力、以高校校长为首的行政组织掌握的行政权力和以高校党委书记为核心的政党组织拥有的政治权力。但在权力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权力固有的负面作用与扩张本能，高校自主权的双重属性与特殊地位，导致我国高校内部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因此，应构建以制度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监督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等为一体的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球与区域阶层的权力转移:兼论中国的和平崛起

本文研究全球与区域阶层的权力转移,认为权力转移有两种模式:自然替代型与扩张替代型.本文也指出权力的三重内涵:自然禀赋、整体产出以及制度与技术创新能力.在全球阶层,美国的这些权力要素尚未被次级力量所全面超出,中、日、俄、印、欧尚无力形成全球权力转移.在区域阶层,在欧洲和亚洲已经出现权力转移,德国和中国正在欧、亚取得地区主导权,尽管它们尚无可能根本改变全球的权力结构.     

权力、治理与秩序：一个可能的社区分析框架

在西方学界,关于权力的探讨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权力也经历了分化与转移的过程。权力、治理与秩序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这给中国现代城市社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视角与分析框架。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