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论法国“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策略

法国“新新小说”在叙事中采用了不动声色的策略，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空间和叙事节奏五个层面。在叙事视角上，“新新小说”喜欢运用“外视角”来剥除叙事者的主观情绪，即便在运用“内视角”时，也同样限制人物的情感。就叙事语调而言，作者和人物、叙事者和其叙述之间存在距离感，形成了一种中立、客观、冷峻、反讽、不带情感的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则体现了简化和精确两个特征，一方面叙事者将语言简化到最基本的信息，另一方面给出过度的细节描写，造成失真的效果。叙事者还喜欢描写“非人格化”的叙事空间，包括死寂的空间、迷宫般的空间和抽象空间，将空间与人物隔离开来，不再提供稳定的意义。在叙事节奏上，迫切和收敛形成紧张和平静两种节奏，造成叙事收放并存的效果。“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是对传统小说中意识形态、形式主义、本体论和心理描写的反抗，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平面”美学。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汉志》小说包含先秦小说与汉代小说两种类型,先秦小说是先秦语体文献在战国时期的新发展和新样式,本质上属于语体。这两类小说反映先秦两汉时期小说演进的两种类型,同时也预示了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嬗变。《汉志》所著录小说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语体意义上的小说观念,一是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这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被《汉志》杂糅在一起,这不但遮蔽了先秦“小说”观念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模糊了现代意义上小说观念的真正起源。另一方面,《汉志》有关小说的看法尽管源于对先秦小说的认知,但它所阐明的小说观念主要是围绕先秦社会采集民间议论这一现实而展开的,这意味着《汉志》的小说观念与先秦小说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春秋笔法”与《红楼梦》审美接受

措词用语以简约、隐晦为尚的“春秋笔法”,赋予文本以巨大的阐释空间,其“微言大义”的话语解读模式及其意义建构方式,为文本阐释打开了一条通向无穷生命力的门径。《红楼梦》之所以能焕发出持久不息的艺术魅力,就与它对“春秋笔法”的娴熟运用密切相关,是“春秋笔法”造就了《红楼梦》文本的开放性。正因尚简用晦的“春秋笔法”为读者的审美创造提供了自由,所以这便导致了《红楼梦》接受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主题阐释的多元性和某些人物性格解读的争议性。至于红学史上索隐派的长盛不衰,也与深婉隐曲的“春秋笔法”不无关系。     

《野草》与《十夜梦》形式论

鲁迅与夏目漱石这两位中日文学巨擘在文学意义上关系密切,他们的作品集中,有两部作品在形式上具有非常显著的相似性,那就是《野草》与《十夜梦》,这具体表现在一“暗”一“明”两个方面,所谓“暗”就是指这两部作品集中有一部分作品的意义显得不是那么明朗直露,它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我做梦”这种“由具象到抽象”的表达策略。要强调的是,他们现代手法的运用仍是着眼于文章意义表达的完整性;所谓“明”是指这两部作品集中有一部分作品采取了一种“由抽象到具象”的表达策略,这时作者不再是借助写作技巧来极力遮掩自己的内心隐秘,而是通过像《百喻经》里“讲故事”的形式,最直接最明朗地传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而这一点又常为研究者所忽视。     

“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     

东汉仙人碑“征实追虚”的文体特质及与仙传之关系——以《仙人王子乔碑》《肥致碑》《仙人唐公房碑》为中心

东汉的《仙人王子乔碑》《肥致碑》《仙人唐公房碑》,因碑主身份的特殊性,叙事强调“征实”,体现出鲜明的“征实追虚”的文体特质;葛洪《神仙传》在描写“须臾间万里取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两大情节时,并未取法《列仙传》、《论衡》此类传世文献,其情节结构更多与东汉仙人碑传雷同。可见仙人碑传对仙传叙事的传承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体现了汉代至两晋时期仙传撰写的发展与变化。东汉三仙人碑传中展现的神术只不过是东汉末年道士集团为争取社会地位、取信于人的设计,是更形象、更直观、更具体的宗教性阐释。在这样的阐释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诗意与修辞要素”,使叙事富丽详赡,情节曲折离奇,意境神秘悠远,并且创造了血肉丰满的道教仙人形象,形成了独具趣味的文学叙事模式。      

“德性”抑或“理性”——《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代词之谜

在《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康德在分为三小段的一长段话中论述了“一般德性”。 在第二小段前面，他使用三个代词sie，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有学者把前两个sie译为“德性”，第三个译为“义务”；也有学者把前两个sie译为“德性”，第三个译为“理性”；这两种译法都未能保持sie含义的一致性。国外学者Mary Gregor把三个sie统一翻译为“德性”，这保持了sie含义的一致性，但存在与康德其他表达不能吻合等问题。这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理性”对于德性义务和德性的规定作用，因而是不适当的。其实，用“理性”来替换“德性”，把三个sie都理解为“理性”，是一种符合语法、逻辑和义理的新思路，它简明易懂，有助于更清晰地表明康德本段论述的逻辑层次关系，解除了逻辑上的循环，也能够避免同其他文本段落的冲突，并恰好与其他文本段落形成呼应。      

图文小说《鼠族》的叙事与聚焦（英文）

《鼠族》是由上下两部组成的图文小说,讲述了关于纳粹屠犹的血腥历史,阿特作为一名漫画家记录了其父亲弗拉德克从战前到战后的记忆,并且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再现了其父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痛苦经历,让读者对大屠杀时间对当事人以及其后人带来的创伤影响有了直观的了解。《鼠族》是第一部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图文小说。其独特的多层叙事风格以及双层多人物的聚焦给这部小说带来了丰富的阅读体验。从《鼠族》的叙事风格和聚焦来研究其特殊的叙事策略及其带来的影响,可以为读者进一步解读《鼠族》提供更多的角度和可能性。结合经典叙事学家雷蒙-凯南对于聚焦的定义,研究了《鼠族》中聚焦的特殊表现,重点探究了图文小说中聚焦的表现和标志,图文双轨的多重叙事层,音轨和画轨中的聚焦,两种叙事聚焦相互影响,最终导致对叙事可靠性的质疑,拓展了雷蒙-凯南对于传统叙事学中聚焦的定义范围。     

《说文解字》“轚”篆考疑

传本《说文解字》包含相当数量的后人增附字。从顾野王《玉篇》与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来看,二氏所见《说文解字》并未收录“轚”篆。而仅见于《毛诗》《周礼》及《谷梁传》三部经典的“轚”字原本皆当作“击（擊）”,传世版本或作“轚”,乃后起换旁字,也表明因训解“六艺群书之诂”而撰作的《说文解字》不收“轚”篆不足为奇。有些学者将“击”视为“轚”之假借字,其实是被传本《说文解字》所误导,不可遵从。     

《甘医生》的叙事技巧评述

泰国小说创作的历史虽不长 ,但在叙事技巧方面有着较大的进展。《甘医生》是其突出的代表。本文力图展示作者在小说中所运用的较为娴熟的全知聚焦、回溯法、叙述时速等叙述策略 ,并对其接受效果作了阐发性评述。这些策略实际上代表着泰国小说的主流叙事模式。     

文化与文学：中西叙事思想比较研究管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叙事思想是中西文化在叙事领域的反映,要了解中西叙事思想,需先了解中西文化。中西文化的起源不同,个体观与集体观也不一致。从特点看,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综合型、感悟型的,西方文化则是科学型、分析型、理智型的。把握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利于增进对中西叙事思想的理解。中国小说喜欢善恶叙事、较少形而上的思考,西方小说重视挖掘社会、人性方面的问题,形而上的色彩较浓;西方悲剧侧重严肃、崇高,中国悲剧讲究伦理、悲伤;西方悲剧重视体裁的纯正,中国悲剧的文体意识较弱;等等。这些中西叙事观念的差异,都需要从文化入手,才能有比较透彻的把握。     

内聚焦在女性小说中的运用及其文化意味探析

对叙事模式的探讨是把握小说审美特征的有效途径之一。考察中国女性小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女性小说惯于采用内聚焦尤其是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模式,现、当代的女性小说代表作很多都如此。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文学形式发展的内在规律之外,女性性别在历史文化中的从属地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女性作家更依赖于自己的经验世界,女性小说常常呈现出自传化色彩。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给女性小说以公允的评价。     

论1927－1937年现代小说的性别意识及话语方式

192 7年到 193 7年的十年 ,是国人的生活态度、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都发生剧变的特殊时期 ,文学 ,特别是小说以错综的叙事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性别意识和话语方式。立足于此期现代小说文本 ,以叙事学和文化批评所提供的话语研究方法论述这一时期现代小说呈现出的意识形态与性别意识 ,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之间的错综关系。可以揭示出这一时期小说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叙事方式与修辞策略的演变情况。     

文心与模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

将《圣经》典故作为小说的文心,用其叙事框架为小说的叙事模型。此法相习成风,成为基督教文化催生中国小说的一种模式,也成为中国小说生成方式的一种。依此模式而成的小说并非皆有基督教宗教意义。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的这种关系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新小说成长的踪迹。     

聆听天籁 感悟童心--迟子建小说的儿童叙事视角

儿童视角是一种叙事策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述方式.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是迟子建小说叙述的一大特色.从角色上它可以分为角色和非角色叙事两大类,从叙述人角度又可以分为纯儿童视角与准儿童视角.在这些别具一格的儿童叙事中,自然富有了灵性,人际更为简单而纯朴.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营造了一个烂漫的童话般的世界,而叙述视角的动态性、话语蕴藉的多维性则使小说文本更具张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复调"的美学意味.它刷新了读者的审美视野,让人感受到了作者对一方乡民的温情关怀.     

论“四大名著”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常态及本质

＂四大名著＂是我国古小说经典,代表古小说的最高成就。其内在叙事结构的主要思维形态有两种：辩证思维和圆形思维。辩证思维是其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常态,圆形思维是其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本质。这两种思维不仅支撑起了＂四大名著＂的内在叙事结构,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古文化精神。     

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叙事视角分析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是现代叙事学开创的先锋。以海明威多篇短篇小说为例,分析其作品中的不同叙事视角后发现,他的作品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第三人称叙事,并频繁、灵活地进行叙事聚焦的切换与转移,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也留给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使其叙事更具张力。     

漫谈"临川四梦"中有意味的时间形式——兼论汤显祖戏曲改编的叙事时间艺术

“临川四梦”的戏曲创作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唐代小说。小说和戏曲的叙事都有明显的特征,汤显祖在继承的基础上表现出更多的创造,就叙事时间来说,叙事时序上,戏曲改编对小说中倒叙和预叙部分给予更多的观照;同时,作者还通过将叙事时间变形:或拉长缩短、或古今时间的交叉、或冥间和阳世时间相通,这些都使得叙事时间方式在“临川四梦”中获得了格外有意蕴的形式。     

福克纳家族小说叙事及其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重塑

福克纳家族小说叙事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对传统家族叙事的革新性,并从内容到形式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家族小说创作。从母题形态、时间观念、空间布局、叙事方式等方面探讨中国作家对福克纳的接受、过滤和重塑,考察中国儒教文化家族叙事和美国基督教文化家族叙事之间的交往互动和内在差异,剖析各自的精神价值诉求和文化传统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