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三个层次

先秦儒家对理想人格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和论述,他们肯定每一个体都有完善自我人格的潜在因素和现实能力,但又非众生皆平,不同的政治阶层具有不同的理想人格,自下而上分别是君子、贤人、圣人。这种层次性是现实等级秩序的反映,君子、贤人、圣人既是先秦儒家对庶民以上的各阶层提出的做人要求,又是为他们划定的“成人”界限。     

试论阮籍的理想人格

整理阮籍《大人先生传》和其他文章中的人格类型,我们可以看到,阮籍理想人格的系统是由君子、圣人、大人、至人等四个类型组成的结构,君子和圣人是现实世界不同层次的理想人格,具有现实的意义。君子为低次的人格类型,圣人是高次的人格形象。大人和至人则是理想世界同类型的理想人格,缺乏现实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其理想性弥补了现实世界中自我丧失的失落感。     

儒家君子人格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提出的基本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类型。儒家君子的内涵品行充分体现在个体、社会、政治三个层面。儒家塑造的君子人格理想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人民辨是非、论善恶的基本依据,现在依然是人民判断知识分子以及公务员品德高下的基本标准。探讨君子之道对于儒学复兴与弘扬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生活中的君子与圣人--《论语》三章镜诠

儒家学说自其创立之时,就以理想人格的成就为旨归,此理想人格即是君子和圣人。但儒家并不以君子人格的养成为最终目的,而是进一步指向了政治生活的实践维度。我们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圣人“无为而治”一方面呈现了理想人格的治世方式,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先秦儒家教化哲学及其影响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是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它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仁、义、礼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主干内容,＂仁＂是众德之首、万善之源;＂义＂是＂仁＂向具体道德行为转化的枢纽,是道德主体在具体行事时依据＂仁＂所做的应当、应为之判断,是经过反思后形成的自觉意识;＂礼＂是＂仁＂的制度化,它对于仁义具有节制、文饰和补充的作用。先秦儒家力图通过仁、义、礼的道德教化来成就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君子＂和＂圣人＂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教化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重教化、重仁义、讲礼仪的有道德感的民族。     

自由与秩序——先秦儒道理想人格理论窥探

先秦儒道两家皆有对理想人格设计的基本架构和目标,但两家对其内涵的界定又有所不同。儒家追求的是道德至善的"圣人"人格,其目的是"入世",由"内圣"成为"外王";道家追求的是"无为"、"无己"的逍遥人格,其目的是"出世",实现个体真正的"自由"。两种不同的人格类型恰恰反映了当时儒道两家对自由与秩序的不同解读,为研究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先秦儒家孔孟乐道的人生旨趣

孔孟乐道精神分为君子之乐、贤士之乐和圣人之乐.君子弘道以求学习、交友、有志之乐；贤士以“立命”“修身”得求“知命”事天”之乐；圣人求仁且智而得以忘忧乐道.先秦儒士正是以此三者为生活信念、道德准则和最完美人格理想而求达观人生之道.     

君子理想人格在儒家和谐思想中的作用

和谐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儒家和谐思想体系中,道德完善、刚毅进取的君子理想人格是整个学说的人格基点。君子理想人格对儒家所倡导的社会和谐至少起三方面的作用:君子品质优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子;君子成为人们追慕的道德典范,对社会和谐起范导性作用;君子注重公平正义、合作互助、协调和解、诚实守信等外在的行为规范,充满道德伦理与自律精神,有利于社会公德的建立,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但因为过于"理想",君子理想在古代社会无法真正实现,一些君子之道的践行者甚至走向君子的反面。     

儒家理想人格的现代选择

“理想人格”是一定社会如何做人的标准和规范,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立身立德的终极范式。儒家崇尚人道,旨在人格的教育和培养,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理想人格对中国传统人格以及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存在着直接的衔接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与封建道德之间必然存在着批判与继承、抛弃与弘扬关系。儒家理想人格旨在培养报效皇帝,俗守“三纲五常”的圣人、君子,其阶级基础、根本宗旨、主要内涵与社会主义人格有着本质区别,但舍弃其封建性毒素,其博施民而济众的民本思想,先国后家…     

君子与圣人——论《周易》的理想人格

《周易》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人格义理,为我们塑造了两个层次的理想人格———君子与圣人。君子是低一层次的理想人格,“元亨利贞”是君子之德,“修己”和“崇德”是君子之行。君子之上是圣人,具有超越性。盛德大业,天人合一是圣人的特质;法天有为,穷神知化是圣人之行。君子和圣人的理想人格,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格风范,对当代社会人格重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从《论语》“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的解读说起

本文从《论语》"君子之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一语之解读难点出发,探讨孔子口中"君子"、"小人"两词的真正意涵。首先论证小人并无道德丑恶的含义,所指仅为胸无大志,目光短浅,关心实际利益的小人物。至于君子,则传统上所谓从位言,从德言的两分法并不允当;孔子所称之君子皆位、德、才三者合言,此为其正名论思想的必然延伸。正名论既要求有其名位者有其实质,自然亦要求作为管治者的君子有管治的才德,即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君子君子"。君子、小人的意涵一经厘清,则该话之解读再无窒碍。     

章太炎"儒行"救国论评析

章太炎一生,不管是从政还是做学问,道德问题是他始终关注的焦点。道德救国是章太炎伦理实践的最终目的;道德救国的特点是“儒行”救国;“儒行”是一种“依自不依他”的力行哲学;“儒行”救国则是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力行哲学的道德实践。“儒行”之意味,简单地说,即尚气节、重力行。具体来说,有三层意蕴:一是刚性的、依自的儒家道德;二是为伸张正义而蹈厉敢死的游侠风范;三是成就“儒行”的一种本源性力量:通过人生亲证实现主体绝对的道德自由而产生的一种道德意志力量。     

专制政治压力下的生命体验和心性变化——以韩愈的潮州之贬为中心

韩愈被贬潮州,心态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他始终没有断绝过孤寂、恐畏和苦闷,而且还因其依附意识而导致人格上的自我摧抑.但他也不乏自我拯救的努力,不乏儒家理想在现实中的自觉践履.这是人在困境中对道德人格自我完善的追求,是人在沉沦中求取心境拓展精神提升的手段.韩愈的心性有凡庸卑琐的一面,也有阔大高昂的一面.他不可能纯以道德理性胜而达到宋儒的境界,但他的心态和品格却因感性的充盈而显得更为真实.     

论“君子”人格与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修养

如何选拔和培养好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是顺利完成各民主党派政治交接工作的重要前提，是新世纪统战工作面临的重要而严肃的政治课题。“君子”是中国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君子品德”及“君子品性”对提升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自身的道德水准和政治修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孔孟道德学说比较研究

孔子和孟子在道德起源、理想的道德人格和道德修养等方面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孔子的道德学说为孟子的道德学说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原型,而孟子的道德学说则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孔子的道德学说。两者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发展演变。     

孟子"义"德思想析论

义是儒家道德的"五常"之一。孟子思想非常重视义,把义提升到与仁对等的地位,认为义是人心固有的善端,它和"仁、礼、智"一道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性,是人们提高德性、成就道德理想人格的逻辑起点。在人生的历程中,义始终是人们的价值向导,义要求人们不贪利,不畏势,不媚俗,做一个有道德自觉心、有尊严、有主体独立精神的人,而不是做一个被欲望所左右、被权势所奴役的人。孟子还要求人们集义而养成浩然之气,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完成道德人格的塑造。当生命与道义发生冲突、要进行生义抉择的时候,孟子反对苟且偷生,主张慷慨就义,以生命最终完成自己的高尚道德人格。这是义的最高境界。所以说,义在孟子思想中,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行之有道。     

论张载对传统道德观的重塑及其意义

在张载丰富的学术思想中,对“德”的强调和阐述占有重要地位,具体表现为重视人的道德操守,将传统的“德”形而上学化,强调道德践履,重视道德培养的终极目标等。这对儒学道德体系的重构、传统儒家思想的形而上学化以及世风的改变等有重大影响。     

论儒家道德的自由因素

在道德领域,没有绝对自由的道德,也不存在无条件的自由。儒家道德作为一种规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由的否定,但从道德的目的来讲,儒家道德又是追求自由的。因此,仅仅看到儒家道德文化对人性的束缚是片面的,还应对其进行多方面的思考,进一步认清儒家道德的自由本质,使自由在儒家道德中得以真正的诠释。     

辜鸿铭论儒家道德文明

在近代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背景下,辜鸿铭以道德与文明的关系为逻辑起点,提出文明的本质为“道德标准”的观点。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中,辜鸿铭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缺乏一个高尚的道德根基,在19世纪商业主义的侵蚀下,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已蜕化成一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而儒家文明以“道德责任感”为道德根基,将道义置于利益之上,是一个有着合理道德根基的成熟的文明。辜鸿铭对儒家文明道德本质及其现代价值的阐发,对我们今天反思儒家道德文明的价值深具启发意义,但其文明观体现出道德本位主义倾向,是一种重德轻力、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的有失偏颇的文明观。     

论日本德教的价值定位

从 7世纪到 19世纪 ,日本德教史上有三次明显的选择。一是从 7世纪后期到“学制”的实行 ,儒家伦理成为主干内容 ,这是日本民族的自然选择 ;二是“教育令”的颁布 ,西方的市民伦理替代了儒家道德 ,德教明确地作为国民教育的方式 ,这是日本民族真正理性的抉择 ,显示了“大和”的底蕴 ;三是从西方伦理到国家主义的选择 ,这并不是放弃西方文明 ,而是重心的转移。在具体内容上 ,他们始终是在智育氛围里重视德教的演绎。他们重视智育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德教的正确定位 ,当是直接推进日本文明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