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法律推理的心理分析及法官的自我超越

对法官的法律推理的心理分析表明,法律推理并非一个纯粹逻辑的过程,也并非一个恣意的过程。法官的非理性和理性、无意识和意识、个体性和社会性交互作用于法律推理。法律推理以法官的直觉为开端,渗透着法官的个性,同时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心理强制,借助法官的经验和智识而进行判断、推理,逐步获得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内心确信”。若获得法律推理的正当性就需要法官的自我超越,超越个人的非理性、无意识和个性,求诸理性,以意识支配法律推理。     

戴维森论不自制

不自制是一个古老而又艰深的哲学问题.戴维森的研究为不自制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贵的进路.不自制是非理性的两大情形之一,它与戴维森的合理性理论、行动理论、意义理论和真理论都密切相关.戴维森通过引入行动哲学中的因果解释理论来解决不自制问题,从而一方面拓展了当代分析哲学的问题域,另一方面也消解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非理性悖论.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     

从鲁迅的推理看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

鲁迅杂文中的推理可以归纳概括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四种结合方式：代，在逻辑思维中，用理性思想的“表象”来替代抽象的概念、判断；加，在逻辑思维中，附加上形象思维的形式或因素；套，会去推理中的理性判断，用形象思维的“显现表象”来体现推理的思维内容；化，思维的“深层”是抽象的、理性的，而“表层”却转化为形象的、直观的。     

从《人性论》看休谟的“非理性”道德哲学

休谟哲学向来以"怀疑主义"著称于世,他在对道德标准的认识上也充满了怀疑的精神。作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休谟反对将理性奉为圭臬,以致于忽略了情感因素的做法。休谟的伦理学具有鲜明的"非理性"色彩,他始终强调情感与感觉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认为理性与道德的关系并不像理性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紧密。本文将通过分析对休谟在《人性论》中对道德问题的论述,尝试探究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道德观。     

重构基于“现实”假设的决策理论

决策者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只是人类的理性本性之所在,决策者在各种现实约束条件下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利益只是决策者价值判断准则体系中一部分,尤其在纯经济决策中,经济利益是价值的主体,但并不排除其它非理性价值因素对决策者价值判断的影响。现实的决策价值准则体系既包含理性的经济利益,也包含非理性的情感偏好、习俗、文化、宗教等因素;决策者的决策能力既包含理性认知能力又包含非理性认知能力。理性认知能力不仅是有限的(西蒙的假设),而且还是动态变化的。非理性认知能力(非逻辑思维)是创新性决策不可或缺的要素,与理性认知能力一样,非理性认知能力也具有变量特征,它同样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此,基于“现实”假设的决策理论,遵循受现实约束条件限制的最大化原则,决策价值准则体系既包含经济理性,又包含其它非理性因素,决策思维方式既包含理性的逻辑思维又包含非理性的感性思维,基于“现实”假设的决策理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整合。     

“康德式”建构主义：基于“程序”和“契约”的解读

“康德式”建构主义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主流证成方案，具有形式性、普遍性和中立性等特征。这种证成基于人的实践理性拟定实践推理之程序，以此对历史、文化所给定的事实加以统摄。该证成方案始于罗尔斯，在罗尔斯政治哲学及其后学的阐发中发展出程序主义和契约主义两种解读方案。前者基于实践推理的程序本身为所建构的原则辩护，后者则把对原则的建构还原为对有待克服的实践困境的描述。这两种方案虽然在“康德式”建构主义的证成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本质上则是互为彼此的。程序是实践推理的内在要求，契约则是程序的外在表现。     

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和实体性倾向

西方传统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哲学.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理性主义、近代理性主义.西方古代理性,特别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理性,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客观理性.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代的客观理性逐步演变成主观理性,如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而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相对理性主义或实践理性主义又实现了客观理性.但无论是绝对主义的主观理性还是相对主义的客观理性,都具有实体性的特点,并存在着理性高于非理性以及二者的二元对立倾向.     

关于“S不……”判断联项的思考

自然语言中的性质判断，大量的是以非标准形式来表达的。“S不……”就是大量的非标准形式中的一种。这种判断形式究竟是表达肯定判断，还是表达否定判断？还是既可以表达肯定判断，也可以表达否定判断？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由此便直接派生了判断调项的周延与否和间接波及了推理形式的正确与否等诸多问题。为使这些不同的观点能够由见解分歧到最终达成看法一致，笔者初谈了自己的看法。     

从否定到接纳：康德对待“经验性的演绎”两种不同的态度

鉴赏判断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在《判断力批判》中“纯粹审关判断的演绎”不能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演绎那样以先验演绎为中心而完全排斥经验性的演绎，必须以先验演绎为主，同时结合经验性的演绎来完成对审美判断力的批判。这就是康德在对待“经验性的演绎”方法上所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断然否定”到《判断力批判》中的“温和接纳”。     

牟宗三儒释道三教的哲学证立与圆教判释

“实践的智慧学”是康德对古希腊“哲学”意义的揭示。牟宗三通过“实践的智慧学”哲学古义的诠释,以及“哲学”与“教”统一性的证明,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奠立哲学王国中的合法地位,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融通拓展出理论的地平。在“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基础上,牟宗三借鉴康德哲学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现代哲学的建构,并展开“圆教判释”。牟宗三的“圆教判释”,是“实践的智慧学”意义上的“哲学判教”。     

直感判断力:理解儒学的心之能力

牟宗三以康德实践理性解说儒学是一错误思路。"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表明孟子以共通感论述理义来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两用"悦"字,证明应当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孟子。分析朱子、阳明的一些言论证明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儒学则若合符节;并引述康德关于判断力的相关学说、伽达默尔对康德的批评支持上述论点;从而主张,中国道德哲学宜以直感判断力来解释。     

《周易》中的“时”及相关问题

“时”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时指四季运行,又指天道。《周易》中“时”与“动”相关,凡“动”必依于时,因此有“时变”、“时报”、“时成”、“时中”等等,《周易》卦象中乾、艮、震、兑、巽、坎皆为时。     

关于公共利益四种界说的思考辨析

＂公共利益＂在当代中国是一个经常被误用、滥用的概念,对法哲学上现存的四种界说——＂私人利益总和说＂、＂国家利益说＂、＂社会利益说＂、＂目的价值说＂的思考辨析表明,单纯研究公共利益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思维的误区,应当实现从＂概念导向＂到＂操作机制＂的重大转移：从单一判断标准,转向多重组合标准;从聚焦公共利益的概念,转向重视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从聚焦公共利益的判断,转向重视公共利益代表机制和保护机制的建设。     

朱熹理一分殊的理气论与冯友蘭新理学之对比研究

旨在针对冯友兰建构新理学形上学四项核心概念:「理」、「气」、「道体」与「大全」与朱熹哲学相对应之核心概念,进行对比性之研究。冯先生深受英美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之影响,认为这是正的形上学方法。他以这种方法对朱熹形上学相对应的概念进行了格义式的诠解,他自谓其新理学形上学不是照着朱子的讲法讲,而是接着讲,企图发展出一套新的中国哲学之形上学。朱熹的理气可分不可离,且富有机性的联系。朱子的「无极而太极」以「无极」来描述最高实有「太极」之形上属性。冯先生的理、气、太极、道体皆为真实(本体)之抽象思辨所得之概念,与朱熹机体宇宙论格格不入。冯先生真际与实际(现象世界)之割裂虽不契于朱熹的理在气中之宇宙观,然而,他引介西方新实在论来重构新理学之尝试和成果,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未来可能发展,提供了新视域、新思维法、诠释法,启迪之功不可没。     

康德自评先验哲学之价值与问题——《康德书信百封》综评

通观《康德书信百封》,并参证于康德三大批判,见出先验哲学体系的巨大理论贡献:在“经验论—理性论”二项对立中,推出超越的新平台“先天综合判断”及其如何可能,这是先验哲学体系得以拓展的母胎;从二项对立的相关系统中,向下伸延至自然规律与个体的“天性禀赋”,向上伸延至“道德理性”与“人是目的”,以巨大的张力结构成就了康德庞大的人类学智慧框架,同时完成了先验体系之道德形而上学的最高理想;从“现象—物自身”最高思维阈限的二分双向关联结构中,把西方“尽理”的抽象思维形式推向极致与神秘,它构成康德先验哲学中最重要的“范导”原理,它冲击且中断了一切传统的思维方式。若孤立地、单方地问“物自体是什么”或“现象是什么”而不作出“超越的区分”,不明确其作为纯思维形式的范导原理与功能,则必然加深“康德之谜”而难以自拔。然而先验哲学体系的“硬核”与问题,却正是对“物自身”及其二分关联结构的把握以及“超越的区分”——这是通向“康德之谜”的大道。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李渔评点的价值浅探——从与毛批的差异谈起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是<三国演义>一个重要版本,其评语多抄自毛纶毛宗岗评改的<四大奇书第一种>的评语(称"毛批"),所以学术界对它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笔者在研读许多异于毛批的"李渔评语"[1]之后认为它在创作思想、人物形象、表现手法、读者接受心理等方面见解独到、定位准确,自有高于毛批之处,对文学批评史有一定的贡献,应该肯定.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判定标准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是一门研究科学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问;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解读主体是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社会主体三者的有机统一;这就决定了"个体理解、群体认同与社会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三位一体"的判定标准。     

中国哲学学理形态的建设视望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维智慧特质的学理形态.19世纪末期,它以哲学名称、学科生成、论域研究的多重成熟,超越了曾经的道术之学、义理之学.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哲学之"史"的文本繁荣,却忽略了哲学之"学"的文本建设.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包含着"哲学"与"哲学史"两个论域.哲学是哲学问题范畴所构成的现实学理体系,哲学史则是哲学问题范畴发展的逻辑进程."学"是"史"的本体,"史"是"学"的逻辑进程.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本著述有"多史少学"的倾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应着力于增强"学"的体系建设.     

走出保护与惩罚之间的迷思——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再检视

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构成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本体。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之所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主体,是因为转化型抢劫罪属于非身份犯,转化型抢劫罪与抢劫罪可做同质性评价,司法实务中的生态环境也认可这一观点。在此前提下,依行为人暴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轻重采取不同的出罪机制或者弱刑罚化路径,能够彰显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从而,实现规范与政策的有效弥合,达到制度与理念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