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楚辞章句》篇次新探

今日<楚辞>篇次所见之系统主要有<楚辞释文>本及今本<楚辞章句>本两种.比较而言,<楚辞释文>本近古,但也非原貌.其中主要表现在<天问>的篇次归属上,根据<楚辞释文>本及今本<楚辞章句>本,<天问>篇次皆居于<九章>等前.但根据<楚辞>文本及王逸今本<楚辞章句>之内证,可以证明在王逸<楚辞章句>古本中<九章>等篇次当在<天问>之前.而据此在<楚辞释文>古本基础上重新厘定的新的<楚辞章句>古本篇次较之<楚辞释文>本与今本<楚辞章句>本都要显得更合理一些.     

《楚辞》校证

利用《楚辞》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它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借助《楚辞》以外的研究成果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淮南子》昆仑神话源自《离骚》考

楚辞与<淮南子>都是楚文化的产物,二者昆仑神话可以互相发明.汉初,楚辞是显学,<淮南子>的昆仑神话亦多本之楚辞.其一,昆仑"三层九重"的结构,出自<离骚>中屈原神游昆仑的游踪.其二,<淮南子>的许多神灵职能、名号,以<离骚>为蓝本.其三,<淮南子>中山川、名物及其地理位置亦多据<离骚>安排.     

《楚辞》校证（三十五则）

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他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同时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楚辞名称再考察

楚辞之名不见于先秦,首见于<史记>,但汉人辞、赋混称,模糊了楚辞与汉赋的文体差异,其后,治丝益棼.又由于刘向、王逸在编注<楚辞>时,都把自己的作品列入<楚辞>集,致使其篇目取舍缺乏客观标准,出现畸窄、畸宽两个极端.本文对导致混乱的诸多现象予以澄清,对"楚辞"的文体辨析、<楚辞>书名的内涵边界及作品归属问题,提出见解.     

近20年《楚辞补注》研究综述

洪兴祖<楚辞补注>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楚辞>阐释文献.近20年来,这一历史上的楚辞研究专书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许多研究洪兴祖与<楚辞补注>的论文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为<楚辞补注>的研究拓宽了道路.从文献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及专书研究三个方面略作总结,有助于我们对此课题的整体性了解,使我们对<楚辞补注>研究的发展现状能有总体性的把握.鉴于当前的研究现状,对<楚辞补注>的研究应纳入"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并应该对此书在楚辞文化阐释方面的作用予以重视.     

《楚辞章句》校证（三十四则）

利用《楚辞》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通行的《楚辞补注》以外的《楚辞》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补注》中所见王逸《楚辞章句》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从而有助于《章句》的进一步校证。     

关于屈原生平事迹的总体廓清--再读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

今本<屈原列传>确有某些自相矛盾、文理不通的问题和疑点,这不仅引出对于屈原人生经历及其作品内涵的诸多误读,而且使"屈原否定论"思潮迄今仍在国外学术界存在影响.因此,屈原生平事迹的总体廓清,应是楚辞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本文认同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的基本观点和思路,参照对比姜亮夫、陈子展、褚斌杰三家<屈传>注疏,对导致惑乱的症结再作考察辨析,并且据此重申几个基本结论.     

在比较的视域中从《九章》看楚辞的哀歌性质

<九章>有"小离骚"之称,而<离骚>较为集中地代表了屈原赋乃至整个楚辞的性质.楚辞所具有的哀歌性质,可通过对<九章>的比较研究而得到昭示.在楚辞中,<九章>之文本含有许多的哀歌因素.<九章>中包含有历来难解的作品如<橘颂>以及著作权有争议的作品多篇,兹可通过比较西方诗学中的哀歌而获得接近历史真相的说明.楚辞的哀歌性质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诗歌的基本特质,庶几揭示楚辞的本来面目,促进中国诗学研究的国际化.     

洪兴祖《楚辞补注》所载《离骚序》作者再探寻

关于今传班固评价屈原之语前后抵牾原因的探求,学界多有论述,或以为乃评价标准不同之故.然宋人晁补之已疑"露才扬己"说或为贾逵语.从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洪氏的一条校语出发,对比分析今传班固所作的两篇<离骚序>和<离骚赞序>,又以刘勰<辨骚>所引<离骚序>文字与现今所传<离骚序>文字上的差异,结合班固评屈的其他文献材料和贾逵的学术偏好与创作经历,进行综合分析、研判,世传所谓班田<离骚序>中"露才扬己"一说当为贾逵语.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新收获——李金坤《风骚比较新论》简评

《风骚比较新论》一书,科学运用比较方法,在综论中原文化影响南楚文化的宏观背景下,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三大版块,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地具体展开对《风》与《骚》在忧患意识、山水美意识、自然生态意识、龙凤文化、梦幻文化、弃妇情结、体制特征、比兴艺术等方面的异同比较,用事实证明《诗经》对《楚辞》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论王逸《九歌》章句的经学化阐释特征

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完整的阐释《楚辞·九歌》的著作。王逸将《九歌》主要思想内容纳入儒家思想框架以及《诗》之比兴的解释体系中,开创性地总结了“依经立义”和“依诗取兴”的核心阐释思想。阴阳思想在其阐释中也占据不小的比重,甚至部分内容体现了谶纬化的倾向。在经学的大框架下,王逸对屈原创作《九歌》的动因以及对屈原其人的关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大概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包含王逸个人化的理解在内的。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诗》的最初意义与郭店楚简《缁衣》篇

近年来发掘的郭店楚简对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 ,比如 ,其中的《缁衣》篇对正确把握《诗》的最初意义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文章以《诗经》里的《召南·有梅》为例 ,并结合其他诗篇 ,试图通过比较闻一多等近代学者与汉代《毛传》、《毛序》以及郭店楚简《缁衣》篇等三者对《诗》的不同解释 ,来探讨郭店楚简《缁衣》篇对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意义。根据研究结果 ,文章以为郭店楚简《缁衣》篇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正确理解《诗》的最初意义 ,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以前各家对《诗》的解释中存在的误会。     

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

朱子理学美学人格美育在继承儒家仁学化育思想的基础上有独特的发展,其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命题,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游于艺”;其化育之方则表现为“学”、“践”、“养”、“化”等基本范畴。     

“联圣”钟云舫《振振堂诗稿》艺术风格论

《振振堂诗稿》的艺术成就,其七言古风大有李太白遗风;七言律诗饱含杜少陵、李商隐余韵;钟云舫的“新乐府”诗焕发出白居易的风采;其“无题”诗与李商隐“无题”一脉承传;钟云舫七言绝句有李白七绝的韵味;七绝“咏史”与杜牧七绝“咏史”神似.钟云舫一人而兼唐诗几大巨擘绝技.另外钟云舫诗歌长于抒情,善用比兴,又远宗“诗骚”,熔《诗经》的写实与《楚辞》的浪漫于一炉.钟云舫诗歌还长于铺叙,爱用典故,杂糅先秦两汉散文大师笔法,从而形成钟云舫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钟云舫还不愧为内地“诗界革命”的先驱,为旧体诗的通俗化、白话化、大众化,努力创出一条新路.     

客家山歌文化渊源新论

以往关于客家山歌文化渊源的探讨,主流的观点是从中国文化中原中心论出发,片面强调客家山歌直接继承《诗经》的文化传统,根在中原。但是大量的材料表明,客家山歌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春秋战国以来吴、楚文化的传统,另一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后者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客家山歌根不在中原,而在赣闽粤客地。     

《茗柯词》变相《风》、《骚》创作意格--论清代常州词派代表张惠言的创作实践

张惠言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他以传统儒家之"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为其词学理论基础;以<风>、<骚>的文学精神为其创作典范"感士不遇"而又"主文谲谏",寻春惜春,以立意为本,咏物抒情,重比兴寄托.主张崇比兴,区正变,知尊体.张惠言的<茗柯词>基本上体现了他这一词论要旨.     

西楚考论

古今学者对"西楚"源于何时,区域到底多大的研究,一直争论不休。考论通过史料证明:过去大多学者认为楚的发祥地是"荆",即今湖北一带,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甲骨文里,只有"楚",没有"荆"字,直到商末周初时才有"荆"字。由此看出楚比荆早,楚起源于东方,东夷文化是其源。出土的材料证明"西楚"之名,至晚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其区域主要在豫东南、苏西北、鲁西南、皖东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