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吴越佛教

德韶入浙意味着法眼宗中心区移至吴越 ,这不仅决定了法眼宗在吴越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而且也对吴越佛教有重大影响。吴越前期佛教虽兴 ,但真正兴盛却在吴越后期 ,钱时期是吴越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禅教统一体现了佛教发展的趋势 ,法眼宗以及法眼宗中心区所在的吴越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越文化与楚文化

“吴文化”和“越文化”是指吴人和越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春秋末年吴国灭亡以后吴地的吴文化就被越文化取代了,战国中期越国被楚国灭亡以后吴越地区的越文化又被楚文化覆盖了,所以在战国时期我们在吴越地区只能见到越文化和楚文化的遗存了。通过对战国时期吴越地区越文化和楚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个地区的文化是怎样随着人群的流动而变迁的,因此用一个固定的词例如“吴文化”或“越文化”来称呼这个地区前后更替变化的文化是不合适的。     

论政治视域下吴越文化的霸性——以隋唐之前为主要考察

作为颇具地域特色的南方文化,吴越文化不仅天然地形成了清绮、柔软、秀美、瑰丽、浪漫等特点,而且在它早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刚健霸性的一面.这种霸性自形成后便成为一种特质内含于吴越文化之中,尽管在此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吴越文化曾深受不同文化影响,甚至是融进其它文化之内,但这并没有改变吴越文化的霸性.只不过这种霸性在它发展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春秋时期它以血与火的政治争霸形式表现,汉末至三国它以孙吴建国称霸江东的形式出现,两晋南北朝时期它则以吴越士人在文学和政治仕途上的奋进来体现.随着隋唐的再度统一,吴越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吴越文化在文明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它的霸性便不再常以军事上的武力和地方割据的形式表现,而以经济、文化的发展来体现了.     

家谱中字辈排行诗所反映的地方民族心态

从吴越地区民俗风气出发,家谱中的字辈排行诗和宗祠楹联是几千年来,重视门第、望族、宗法社会的特有产物之一.它以字辈排行诗的形式,借以增强"木本水源"敬宗睦族"的民族心理感情.研究这一地方民族的心态对吴越文化的研究和应用,其影响之深是不可忽视的.     

再论吴越地区的汉文化

经过先秦秦汉时期的变迁,越灭吴、楚灭越、秦灭楚、汉灭秦,西汉时在吴越地区设立了鄣郡和会稽郡,东汉时又将会稽分为吴郡和会稽两郡.吴越地区的居民随着政治的变迁也发生了变化:吴人逃散,越人取而代之;越人败退,楚人取而代之;秦国短暂,汉人陆续南迁,经过两汉400年的整合,吴人、越人、楚人、秦人的后裔都融合成为统一的汉民族,吴越地区的文化也是和其他地区一样的汉文化.虽然吴越地区的汉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是再用先秦时代的国别文化来称呼它已经不合适了.     

再论吴越地区的汉文化

经过先秦秦汉时期的变迁，越灭吴、楚灭越、秦灭楚、汉灭秦，西汉时在吴越地区设立了鄣郡和会稽郡，东汉时又将会稽分为吴郡和会稽两郡。吴越地区的居民随着政治的变迁也发生了变化：吴人逃散，越人取而代之；越人败退，楚人取而代之；秦国短暂，汉人陆续南迁，经过两汉400年的整合，吴人、越人、楚人、秦人的后裔都融合成为统一的汉民族，吴越地区的文化也是和其他地区一样的汉文化。虽然吴越地区的汉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是再用先秦时代的国别文化来称呼它已经不合适了。     

论越文化的开放性特色

在中国古代地域文化中,荆楚、吴越、华夏三大文化鼎足而立,而地处东南沿海的越文化,最具开放性的特色。该文阐述越文化这一特色的众多表现,并分析形成其开放性的诸多原因,用以说明越文化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颇具活力的地区。     

家谱中字辈排行诗所反映的地方民族心态

从吴越地区民俗风气出发，家谱中的字辈排行诗和宗祠楹联是几千年来，重视门第、望族、宗法社会的特有产物之一。它以字辈排行诗的形式，借以增强“木本水源”“敬宗睦族”的民族心理感情。研究这一地方民族的心态对吴越文化的研究和应用，其影响之深是不可忽视的。     

长江文化体系中的吴越文化

长江文化是指长江流域地区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与集聚,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作为内涵广博的文化体系,它由巴蜀文化、荆楚—湖湘文化、吴越文化三个亚系组成,其中吴越文化生存于长江下游地区。广义的吴越文化指有人类产生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它具有“饭稻羹鱼”的经济结构和饮食习惯,以及善驾舟、鸟崇拜、干栏式建筑、“文身断发”习俗、尚绿、灵动、情感细腻等文化特征。吴越文化在勇于开拓和善于开放的文化心态作用下,不断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调整和更新文化内涵与机制,同时始终保持特色与传统,其发达的玉文化、瓷文化、丝绸文化体现了“丽质秀色”的品性,对中华文明特质的形成有着殊多贡献     

为“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进一解

根据杜甫对苦难民众一贯的情感态度,以及他在作咏雨诗时的惯常思路,其《喜雨》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句,表现出诗人虽心喜蜀中这场雨,但仍心有不足而“忧思”:不仅忧“巴人”也忧因旱灾引起的吴越“盗贼”。因此他盼望再有一场滂沱大雨,不仅彻底解除蜀中的旱象与“气”,而且解除吴越的旱象与灾,从而缓和吴越地区的政局。     

吴越佛教片论

通过阐析吴越佛教的有关问题，认为南方在唐末五代成为中土佛教的中心乃是吴越佛教发展的重要背景。吴越受佛教各宗的影响，诸宗并立，其中，法眼宗的中心在吴越后期移至两浙．吴越佛教兴盛，浙僧在佛教上有重大贡献．吴越自始至终尊崇佛教，钱■时期崇佛，是为了在国危忧惧下求取政治与精神的出路．由于崇佛与弘法，杭州自然成为吴越的佛教中心．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清华简《说命中》的内容与命名

清华简《说命中》＂说逨自傅岩＂之＂傅岩＂与《说命上》之＂北海之州＂,并非同一地点。《说命中》与《说命上》部分文句都是写傅说初见武丁,两人印证上帝赐梦之事,而非两次验梦、两次诘难。所以,清华简《说命中》不是《说命上》的续篇,而是武丁初见傅说一事更为详尽的记载,两篇之间是相关关系,而非前后承接关系,将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称之为＂上＂、＂中＂、＂下＂是不妥的。     

方成培《雷峰塔》传奇中白娘子形象成因

粗陈梗概、妖气十足的<西湖三塔记>经过杭州及镇江的地方风物传说的不断充盈丰富,受到以好勇轻死、善于进取、尚情为精神内核的吴越文化的长期孕育,生活于清中叶的方成培以其特有的敏锐体察到个性解放思潮,在长期流传的白蛇传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从而塑造出白娘子这个至情至性的人物形象.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新论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是高启生平事迹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今未有定论。经过仔细研究相关资料,取得以下结论:高启此行乃是去参加至正十九年在杭州举行的科举考试。弄清高启吴越之游目的,对研究其生平思想、政治态度至关重要。     

关于古代越国霸业兴衰的经济分析

古代越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中原各国。勾践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措施,一度缩小了越国同中原其他国家的发展差距,达到了灭吴称霸的目的。然而,当时促进越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已经背离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同时越地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独特的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决定的越人“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追,悦兵敢死”的经济人格也限制了越国进一步发展,置身于时代前列的能力,这是导致越国霸业衰落的根本原因。     

越国民族源流考

于越为夏帝少康之后,自先秦到两汉时期,并无人怀疑。三国吴人韦昭对《郑语》:“芉姓夔越”作了断章取义的解释,作出“楚、越同源”的错误论断。后代以此为据,以讹传讹 。本文考证夏、越关系的源流,考证了史伯与司马迁的关系;访问了夏越后裔,从而纠正了“楚、越同源的错误说法。”     

清代中后期岭南地方故事集

清代中后期岭南出现了一批地方故事集,目前可见的有6部,包括《五山志林》、《霭楼逸志》、《邝斋杂记》、《粤小记》、《粤屑》、《越台杂记》。这6部地方故事集彰显岭南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及岭南各阶层人民的美好品质,抨击岭南官吏的残暴和官场的腐败,描绘岭南民间疾苦,批判岭南社会丑恶现象,记叙岭南民间奇幻故事。这6部地方故事集在艺术上各有独特之处,《粤屑》、《粤小记》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这6部地方故事集对后世岭南小说、戏曲,均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