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金砖国家气候合作:动力与机制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同一性是国际社会必须削减人为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多样性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国家利益差异。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使得全球层面的气候谈判艰难前行,因此有必要在特定国家之间展开小范围气候合作以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率。金砖国家需要积极建构未来国际气候秩序以维护自身发展权利,同时需要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崛起,这分别构成了金砖国家气候合作的外生动力和内生动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为金融支持五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未来应完善这一机制使金融更好服务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金砖国家低碳经济发展。     

国际气候秩序建构与中国的气候外交

多哈气候大会从法律层面认可了德班平台,将从2013年开始第二减排承诺期。但是,俄罗斯等国拒绝第二减排期以及发达国家依然推卸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资金和技术的责任说明,各方对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带来的发展空间以及未来国际气候秩序中的有利地位争夺仍然十分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积极的气候外交参与国际气候秩序建构,而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观则可以成为中国气候外交重要的软权力资源,争取国际气候秩序建构的道德制高点。     

中国气候领导力的突出特点、呈现方式及全球影响

领导力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制度的建立和演变,促进了气候条约的履约和遵约。但仅以温室气体减排为衡量依据、从“领导者—落后者”视角出发的对立性领导力概念无法反映各国在适应、资金、技术及合作上的表现。因此,本文引入关系性领导力概念解释中国的气候领导力。研究发现,中国气候领导力具有互容性、互惠性和融合性特点,将气候治理与社会发展紧密融合,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互利地开展谈判和行动,并结合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模式参与气候治理。总体上看,中国通过国内目标管理和低碳行动、国际互惠合作和气候援助等方式展现气候领导力,赢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同。相对而言,中国气候领导力兼顾气候与民生、公平性与可行性,明显区别于崇尚规则的欧盟领导力和依赖结构实力的美国领导力,这种区别于欧美“绿色霸权”的特点促进了联合国气候制度的公平合理与合作共赢,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推动集体努力不断接近《巴黎协定》的治理目标。     

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而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问题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这种路径选择,源自结构和进程层次。全球气候制度结构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机制复合体,对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的规约,变革成本较高,存在多层治理和复杂决策的困境;新兴大国的主体进程,则表现为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群体间相互重叠,因而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实践平台。     

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治理的柔性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运用柔性战略管理框架,以跨界淡水资源争端数据库（TFDD）中国际河流涉水合作协议为样本,从合作治理议题数量、合作治理组织管理层次数量与管理机构数量、合作收益（成本）分配（分摊）模式类别等方面分析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治理的柔性特征。研究表明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治理具有明显的柔性特征：在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中,流域国主要选择柔性化的多元化涉水合作治理战略,更倾向构建层级适度、机构精简的合作治理组织;同时倾向采取更灵活的选择性激励模式以体现“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需求评估研究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走到了关键时刻。中国在双碳目标下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和建设绿色“一带一路”,资金问题是关键挑战之一。根据“一带一路”伙伴国家接受气候投资现状,基于65个伙伴国家最新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定量分析其气候资金需求并进行合理性评估。经测算,“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到2030年累积减排总量为9148Gt CO2-eq,减缓和适应资金比例约为5∶3。通过构建成本核算模型,计算出“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碳减排平均成本为7475美元/t CO2-eq,气候变化资金总需求约为1144万亿美元,而根据UNEP每单位合理减排成本标准计算,“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合理资金总需求应为585万亿美元。为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与开展气候国际合作,伙伴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NDC),提高气候资金需求合理性,形成和实施“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战略,促进伙伴国家系统性开展气候治理,努力实现15℃/2℃全球温度控制目标,为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和走向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中美两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分歧及启示

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变化会议上,中美两国在减排原则、减排量的多少及资金和技术援助等方面有较大分歧,最终在中美各方的相互斗争和妥协下,签署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中美两国应相互理解,加强合作。同时,中国要进一步落实各项节能减排措施,及早做好各种应对方案,以促进2010年底墨西哥气候峰会的成功举办。     

中美气候合作的信任缺失与合作困境

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和能源消耗大国,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但信任缺失成为两国合作的主要障碍。中国全球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与能源消耗国的身份、不合理的能源结构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构成美国对华信任缺失的现实基础。由此引发两国在气候领域里的合作困境,即双方对"零和"博弈的担忧、气候责任分配争端与"近视眼"现象等。然而,中美建立互信、破除困境,携手合作仍是可行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意义

全球问题需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靠国际法治,全球气候治理概莫能外。若没有国际法准则下的减排义务履行和气候责任承担,则全球气候治理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因当前国际法治仍以“自身利益优先”的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反映,故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气候正义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民主“赤字”难以克服,协议形成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难以实现。面对上述困境,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该理念中,平等互利国际法意涵为各国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保障弱小国家的平等权利;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法意涵为治理引入同理心,以实现高质量民主;法律道德意涵为各国履行气候责任提供约束,以弥补国际法强制性弱的不足。     

全球网络治理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以虚拟性、开放性、用户传统自治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造成了诸多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就国际网络予以治理。然而现实表明,在国际社会就网络空间的法律地位形成共识以前,全球网络合作很难向前推进。在有关网络空间法律地位的学说中,无论是网络空间自主权说、还是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都不符合网络空间的技术和社会特征。网络作为一国领土的延伸,应该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在此基础上,多边治理应该是未来网络空间治理的最佳选择。网络空间治理应尊重网络发展的现实,以全球化为网络治理机制建构的宏观背景,采取渐进式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网络治理合作。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演变与路径优化

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的发展和延续,气候治理已成为全球性议题。中国一直坚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积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全球气候治理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全球气候治理起始阶段（1972—1992年）、全球气候治理发展阶段（1992—1997年）、全球气候治理“自上而下”进展阶段（1997—2001）、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停滞阶段（2001—2015年）和《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推进阶段（2015年至今）。中国跟随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经历了谨慎参与、战略防御、发展协同和主动引领四个时期,完成了消极观望、被动接受、主动参与和积极引领四种角色的转换。角色定位决定了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一是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二是增强与其他气候治理主体的合作与协调;三是推动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四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家集团多重博弈研究——基于国际公共品视角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气候治理最重要的行动纲领与合作平台。研究了全球气候治理中存在的国家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关系,尤其是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各集团内部所存在的多重博弈与重复博弈,并分析了气候基金中存在的联盟博弈和子集团的权力大小关系。必须合理分配各国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并落实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中美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隐含碳分析

在世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低碳经济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随着中美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木质林产品的碳排放问题逐渐受到各国的关注。分析了中美两国木质林产品的贸易现状,从隐含碳的角度,运用投入产出法估算出近10年来中美两国木质林产品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并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对木质林产品贸易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经对比发现,中美木质林产品贸易存在的隐含碳排放主要是由于贸易结构不合理、生产技术不先进、减排力度不均衡、缺乏国际合作等问题导致。提出了调整进出口结构、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加强国际合作等政策建议。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其启示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理论根基,从“和合共生”的中华智慧中汲取营养,立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实践,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明确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坚持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要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强调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以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担当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提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指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实践方向。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彰显了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其重要启示在于：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全球气候正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秩序迈向公正合理;深入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困境及其纾解之道——以《巴黎协定》第6.2条为视角

国际减排合作一直面临着缔约方之间基于自身目标选择不同解决方案而难以协同的困境。《巴黎协定》第6条第2款在尊重参与方自主性的基础上,为减缓成果跨境流转提供了“合作方法”,但在对国际转让减缓成果的具体内涵、法律属性、流转条件、核算要求以及人权保护相关问题分析后,国际转让减缓成果在产生情形和转让条件上的不确定性为参与方采取单边主义措施提供了空间,这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多边主义合作减排初衷相悖。有鉴于此,中国应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国际转让减缓成果的金融服务属性,援引WTO服务贸易协定、捍卫“共区原则”、擅用《巴黎协定》遵约机制、坚持国家中心视角人权保护全方位和多角度参与第6条第2款“合作方法”的细节谈判,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日本的“氢能源基本战略”与全球气候治理

作为能源依赖型国家,日本经历福岛核电事故后再次面临能源困境,与此同时气候减排压力也不断增加。在慎重考虑核发电、重回火力发电、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FIT制度)等多措施并行的情况下,日本的减排困境依然未能有效突破。因此,日本迫切需要开发新能源技术来突破能源困境,落实气候减排承诺。"氢能源基本战略"作为日本新能源政策的最新落脚点,无论是产业技术还是政策特征都具有优势。该政策一方面可以帮助日本突破能源困境,缓解日本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的减排压力,帮助日本完成《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另一方面,这项政策可以帮助日本提高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提升日本在国际环保领域的外交影响力。此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结合产业发展这种气候外交与经济外交相结合的模式,也为日本的绿色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

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减排潜力大以及较高的生态脆弱性等决定了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随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发展而日渐提升.虽然目前对农业议题的关注度仍然和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不完全相称,但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农业在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对气候谈判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鉴于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及其影响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我国国际河流的争端解决之路

随着水资源短缺、水质量不断恶化、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要求越来越高,各国利用国际河流的竞争愈演愈烈,从而加剧了可能产生的分歧与争端。目前争端的解决主要采取国内私力救济和外交手段,但是单纯依靠友好的政治关系,不能实现国际河流的最佳利用,也不能避免跨界水纠纷的发生。国际河流不可分割的自然属性,跨国的政治属性,要求流域国之间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对国际河流的科学管理和利用,综合利用国际合作手段、组织手段、条约手段、外交手段等才能谋得国际河流争端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