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状况的思考——兼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范畴

从２０ 年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看， 由于“对象” 问题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研究， 导致“中层”理论的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分析思想， 概念框架、解释逻辑缺乏社会学特色， 理论的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我国社会学可以把“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为学科的 “研究对象”。循着这个“对象”进行的研究，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机理， 也为构建我国社会学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内在逻辑， 同时， 也有利于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科学化、本土化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国际化。     

社会风险预警与公共危机防控:基于突变理论的分析

现代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社会风险是潜在的危机,公共危机则是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如何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已经发生的社会危机,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问题.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公共危机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而突变理论则为审视社会风险与控制公共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大量不连续现象,可由某些特定的几何形状来表示.只要控制参量的个数符合要求,我们就可以借助级数展开式完全预测机构的定性状态,此即突变理论对社会风险预警的参考价值.一旦出现公共危机,我们借助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的关系可以尝试研究从理论上对之进行防控.     

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性既有事实层面的表现,也有学理层面的表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力图开拓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理论绕开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直接对立,把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反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畴,从描述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它既反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文学化和美学化颠覆,也不同于现代性对启蒙理性潜力的哲学挖掘和补救,而是把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转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倡导以“亚政治”和“生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模式,建构起了规范性的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既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有其理论局限。     

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社区治理是目前学界的一大热点问题,而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它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建设中的实际运用,是社区健康发展的“加速器”,有利于增强公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是我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本文尝试以治理理论为基础,阐述社区治理中公民的角色和参与机制,分析公民参与的障碍及原因,探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制度创新。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社区治理问题论析

风险社会源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工业社会制度带来的风险思考,一般认为人类在经历工业社会后进入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社会理论具有反映历史进程的宏观属性,而社区风险则是归于社会基座的微观层次,两者之间的学术衔接是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将风险社会理论植入社区并再造新的社区风险理论,并深入分析社区面临的风险类型、风险来源、特征等,以此为理论支撑寻求社区风险的治理之道。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风险社会”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遭遇当今风险社会,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却有先见之明,预见到了当今世界风险社会可能面临的种种发展悖谬。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实践的异化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全球资本关系的资本逻辑是风险社会产生的内在动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是跨越风险社会的根本途径。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对当代风险社会之“罪魁祸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深入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风险社会”之意涵,既是推动马克思经典文本深入研究的内在需要,又是防范化解“风险社会”语境下重大风险的应有之义。     

新兴风险治理体系:框架构建与路径选择

无论是科学技术层面还是经济及社会制度层面的重大变革均可能引发新兴风险,其特点主要表现为非预期性、系统性、输入性和动态性。具有上述特性的新兴风险对主流风险治理理论的学科基础和框架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政府、社会以及普通大众的风险认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相关部门的风险管控手段、治理方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应加快构建新兴风险治理体系,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筹建新兴风险治理的理论框架体系,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学者引领、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治理新格局,加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形成新兴风险跨界治理模式。     

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中,社区民警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强调将警务工作重心下沉社区的大背景下,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社区民警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区民警通过基于个体治理行动的关系嵌入,在街居空间普遍建立起警民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了社区警务互惠规范,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了社区平安治理目标。如果说关系嵌入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特点,那么组织嵌入则多是依托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通过对社区网格绑定性参与、党员社区民警在社区交叉任职等组织嵌入方式强化了社区民警的社区嵌入。与此对应的,基于特殊视角下的空间嵌入则使得社区警务室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空间形态嵌入城乡社区中,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格局。这些嵌入方式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构成了社区民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嵌入体系。     

社区理论的研究理路与"中国局限"

社区理论发端于西方.在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常见有两个社区定义,即"一种关系类型"和"一种地域社会".这两种定义代表着西方学界研究社区的不同理论脉络.中国的社区理论充分体现着西方学界的影响力,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社区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了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但也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主要体现为研究理论的机械性、调查内容的肤浅性、研究目的的功利性、研究方法的单调性.因此,提升中国社区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和使命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和科尔曼的社会行动理论之比较

社会行动是社会学非常重要的概念和研究领域,对韦伯和科尔曼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深化社会行动理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韦伯和科尔曼的理论关系探究主要是“科尔曼的理性选择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行动的渊源”;更多的则是现实研究,从平行的理论角度论述了两者的理论对“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的贡献,以及二者的理论在城市社区阶层化、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等具体问题上的应用。本文将以社会行动为理论基点,通过对韦伯和科尔曼的社会学方法论、研究对象、社会行动的内涵与类别等方面的比较,理清二者在社会行动理论上的关系脉络,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社会行动理论。这在理论研究上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