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农民文学形象的制作与英雄人物的塑造

农民英雄人物的塑造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心事件之一。这种形象塑造的方式是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958年之后的文学形象的塑造已经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范要求农民英雄人物必须“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必须写成“进攻的性格”,是“叱咤风云”的形象。农民英雄人物的塑造存在着严重的“神化”倾向。     

冲突：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

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建立了新的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话语空间。尽管此时“左”倾话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权威话语 ,但在任何社会中 ,话语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 ,一种完全和谐一致的声音。“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对于“左”倾话语的批评就昭示了这一来自异端的抗议。左翼文学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权力政治或实践政治的对抗和冲突 ,然而这一冲突共同支撑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时空 ,双方在客观上形成张力 ,防范着不被同化 ,也防范着走向极端 ,对文学的多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人民诗歌》与建国初期诗刊“人民话语”的建构

《人民诗歌》是1950至1951年间中国南方最有影响的诗刊，刊物的“把关人”和诗歌工作者通过“人民话语”空间构筑、话语体系的创制和话语资源的创化整合，有序稳步地构建了诗刊的“人民话语”系统，为20世纪50至60年代政治与文化相互叠合的文学传播语境里创办诗刊累积了较为丰富的办刊经验，体现了建国初期“新的人民的诗歌”生成与发展过程中，诗刊编辑们搭建当代诗歌“人民话语”的传播平台，融入与引领当代诗歌潮流的精诚探索和不竭努力。     

“诗性正义”理论观照下的网络文学和公共生活

网络文学在其独特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机制中以开放取代封闭、以大众取代精英，表现出极强的开放性与交互性，一方面不断重塑当代文学话语既有的“文学性”，形成文学发展的一种新格局；另一方面自主性的失落、娱乐至上论、价值数字化等往往使其陷入“文学性”和“公共性”双重失落、错位、悖论。“诗性正义”理论通过强调文学想象和情感认知、提倡批判性文学对话、开启文学—伦理学探索以介入公共生活，重新激活文学的公共性，无疑有益于助推网络文学成为一种文学公共话语实践：网络文学特有的交互式接受机制和阅读体验为实现“诗性正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载体和通路；“诗性正义”赋予网络文学超越虚拟空间的现实意义和伦理价值，使文学读者在与文本、作者与其他读者的平等交流中进行道德反思，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参与公共生活。总之，作为经验现象的网络文学与“诗性正义”理论互为表里、互相作用：网络文学交互式阅读体验为“诗性正义”公共话语实践带来经验参照；“诗性正义”也对网络文学发挥其潜在的公共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规范作用。     

90年代:中国文学话语的八大特征

“９０年代”这一语汇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更是一种时代风尚、潮流、趋势等诸种特征的总汇。９０年代中国文学话语的特征是：１．话语格局的多样化；２．语境的碎片化；３．话语关系的演变，即作者写作与读者阅读的关系，就是作者是以教化、训诫、鼓励读者为己任；４．批评的尴尬，它难以使作者满意又对读者有教益；５．文学的图像化追求；６．政治话语支配转为商业话语的渗入；７．深度美学转为“镜式”美学；８．失语状态下的话语，即作者在创作时，有时就真的有不知道自己应怎样言说才好的感觉。这种即时性的审视可能给未来几年的文学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祛魅之后的“英雄人物”为何如此尴尬——中篇小说《沙家浜》产生的文化语境透视

中篇小说《沙家浜》作为对同名样板戏的改写，借解构“经典”之名，以时尚的“包装”来寻求卖点。其写作出发点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平民主义写作立场。它通过对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戏谑化解构，给消费时代的大众读者提供了一套后现代商业文化色彩的文学快餐，同时也是当下文学写作精神困境的表征。     

“文学经典”解读

文学经典是维系文学创作的根本价值所在。文学经典不是先验地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分拆和建构的生成状态。对文学经典可以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这三对颇具张力性的话语表述范畴进行辨析和厘定。而在辨析和厘定的后面隐含着一整套有关经典的现代话语知识的建制。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赋能生态文学研究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南京林业大学第七届当代外国生态文学前沿研究高层论坛综述

<正>2022年10月11日，《当代外国文学》杂志、南京林业大学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与林业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了“‘双碳’背景下当代外国生态文学前沿研究”高层论坛。本届论坛议题丰富，不但涵盖了“当代外国文学中的气候危机书写”“当代外国生态文学中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书写”等前沿议题，还设置了“当代生态文学研究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文明互鉴视域下的中外生态文学比较研究”等议题，以期推进生态文学研究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为打造中国学派生态批评话语体系贡献学术智慧。     

新世纪文学之网络文学研究述评

2005年以来，“新世纪文学”研究成为文学批评的关键词。新世纪文学的构成中，网络文学的自由书写和网络传播最能表征新世纪文学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观念与规则的新质。新世纪文学研究对这新的文学形态做了重点讨论，其批评特点呈现为“亚流派”研究。需要建构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批评话语对网络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向。     

元杂剧的市民话语体系解读

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研究元杂剧的语言,可知元杂剧形成了一套与士大夫阶层的话语不同的市民话语体系,如“造反者的话语体系”、“青楼话语体系”、“商人话语体系”等,它吸收了宋元以来的民间文学、市民文学的话语养分,具有鲜明的市民话语特征,反映出元代市民在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诉求,是元代民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以他者话语质疑、批评“五四”文学非写实潮流——成仿吾对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借用

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为内在话语，质疑、批评了“五四”文学一度出现的非写实潮流。他不仅以《文学论》关于情绪为文学中心的话语质疑“五四”初期诗坛尤其是小诗热．而且借《文学论》关于智的要素难以引起人之情绪的话语质疑、批评“五四”初期文学注重思想的哲学化倾向．还用《文学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不同干科学真实性的话语质疑、否定“五四”文坛在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庸俗化写实倾向。     

“文艺的”与“学术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话语范式转换新论

［摘要］从1922年周作人率先提出研究民间文学的两个新视角——“文艺的”和“学术的”,到90年代钟敬文糅合文学与民俗,以“民俗文化”为话语对象,民间文学“文艺的”与“学术的”两种话语范式经历了曲折的转换过程。民间文学“学术的”研究视角,既使民间文学有了广阔的话语生成的空间,也使此后民间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偏离文学的范畴,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共同介入下,成为各学科的公共资源,但其文学本位却日渐失落。     

柳词：生命诗学的另类话语——文学史潜流研究之一

批风抹月的真性情是柳永词的内在生命力。柳词选择俗文学话语为其表达方式，如“裸体语言”、线式叙事语言等，丰富、提高了文学叙事的表现力。柳永游离于传统的“情志”边缘，促成宋人诗词“志”与“情”的分工。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21世纪以来中国世界文学学术话语的双重困境

尽管中国学者的世界文学研究的国际发表已身居仲位，但世界影响还比较有限。在国内学界，世界文学缺乏奠基性的系统论著，还未形成繁荣多元的学术范式和学术话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主张还缺乏内在逻辑和平衡。由于学术传统、学术诉求的差异以及主流学术话语平台的排他性规则，中国世界文学研究的国际对话的叙事建构效果有限。西方学界在21世纪再议世界文学并非纯粹追求“世界大同”的文学理想，而有其本土实际学术利益的考量。是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世界性认同充满挑战，但西方学术体制的潜规则恰好提醒中国学者需要创造性地保持国际学术对话，主动开辟理论场域，引领学术话语潮流，建构中国世界文学的知识理论。     

从新文学城乡视域看“知青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新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叙事作为话语的建构分别呈现出复杂的情态。作为中国新文学有机链条的一个组成环节,知青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新文学话语体系逻辑的制约;作为一个表现出浓厚的“代际”特征的文学现象,知青文学中常见的主人公在城乡之间的徘徊姿态,表征出的是知青文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环节的过渡性特点,预示着80年代以来文学重心根本性的转移：“都市”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     

文学批评中的话语

自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以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一直探寻“语言”和“言语”在文学领域的对等物,而后结构主义者福柯突破了“语言”和“言语”这两个层面的束缚,进一步提出了“话语”的概念。论述了话语的核心内容:话语秩序与话语权力。     

启蒙话语的转换与形成

启蒙话语是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学话语,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人的发现”、“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使启蒙话语实现了由思想政治领域向文学领域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