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模式与日本环境外交——以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为例

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日本国内针对是否批准议定书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只有美国批准议定书,日本才能批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日本应该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展示出领导者的姿态,即使美国退出,日本也要批准议定书。本文从政策决策的视角来解释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文章认为,日本除了受其环境外交的政治目标驱使之外,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欧盟的压力以及国内产业界的让步都是促使日本选择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尽管日本批准了议定书,但由于认定议定书对日本不公平,因此日本试图在"后京都时代"脱离《京都议定书》框架。     

《京都议定书》的集体行动困境

20世纪末期，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社会为防止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积极行动。由于其成员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各成员对于《京都议定书》这一国际集体行动承担了不同的行动成本，各国的收益也有较大差异。笔者试图利用奥尔森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京都议定书》面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其自身提供的成本-收益分担机制和选择性激励机制能够分担不同国家的履约成本，在增进全球公共利益的同时，增加各成员个体履约收益，但同时还需要外部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发达成员履行其国际义务的积极性，促成《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执行。     

“全球变暖”与“《京都议定书》”解读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上任第一天就批准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这一事件引起了全球的瞩目。文章阐述了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的含义，以及《京都议定书》实施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前景探析

《京都议定书》第4次缔约方会议计划在2009年底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就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全球协议计划,但是能否顺利地达成新协议的预测则比较困难,后“京都”时代的前景依然模糊原因在于：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显然没有给涉及到众多国家利益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谈判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现实中很多阻碍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如各方利益分歧难以协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不到彻底的落实、《京都议定书》内容的缺陷、理论上的争论不休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     

论《京都议定书》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京都议定书》对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是机遇又有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机遇挑战,我国应该尽早实现“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型,转变能源结构,完善“循环经济”立法,大力开展生态建设。     

用最实际的行动来爱护地球吧！《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达成协议,2005年2月16日开始正式生效。其一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从履约角度谈《京都议定书》的争议解决机制

为了探究国际能源消耗纠纷的解决机制,比较了<京都议定书>争议解决机制的几种和平解决方法,考察了<京都议定书>的履约情况,认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协议.实质上是各国对能源消耗控制的协议,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和平解决方法对解决在能源消耗中各国之间的纠纷,促进世界稳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后《京都议定书》时期的清洁能源技术转让

在UNFCCC及《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促进包括清洁能源技术在内的国际转让,是《哥本哈根协议》之后的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议题之一。由于我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研发与运用起步较晚,因此,在继续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加大自主研发力度。鉴于目前尚缺少有拘束力的国际技术转让协定,我国在后《京都议定书》时期,应根据国际惯例和国情,规制反竞争的专利许可做法;区分专利侵权与合理利用,保障专利技术的转让后续研发;制定太阳能和风能技术标准和相关专利许可规定;适当强制许可使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清洁能源技术专利;大力推进CDM项目开发,促进发达国家在我国转让清洁能源技术。     

论国际航空保安法制的新发展——评2010年《北京公约》及《北京议定书》

2010年国际保安公约外交大会最终通过产生了《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这两项文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加强完善了现有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加大了打击恐怖行为的力度并增进了国际反恐合作。对于其中存在的管辖权冲突及修改年限等问题应当设立相应条款加以解决。     

《京都议定书》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分析

文章从《京都议定书》产生的背景入手 ,阐述了全球变暖的科学事实及对付全球变暖的紧迫性 ;指出《京都议定书》要生效还需要解决履行承诺、灵活机制、碳沉降及美国立场等问题 ,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政治、经济原因     

论碳捕获与封存及其国际法律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CCS）的初步思路,但没有明确规定CCS是否可视为缔约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CCS技术对传统国际法的多个领域造成了冲击,提出了新的问题。应当对《框架公约》和《议定书》的部分条款作宽泛解释或加以修改,同时在各国协商的基础之上,将碳捕获与封存的有关法律问题纳入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立法之中。     

清洁发展机制下造林或再造林项目的额外性问题探讨

清洁发展机制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一种重要的合作机制。其额外性问题是缔约方会议谈判中备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焦点之一,额外性准则和评价方法是CDM方法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该文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对CDM林业项目特别是造林或再造林项目的额外性的基本含义、类型、评价方法及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我国准备和实施CDM造林或再造林项目有所裨益。     

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性思考

通过回顾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从科学认识到形成国际法律规范，最终成为政治家和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的演变过程，概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及框架；重点说明了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法律规范灵魂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理性精神；同时分析了对待《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度及其根源，说明了那些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非理性表现，进而探讨了一个科学问题背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博弈的表现及其根源。最后说明了中国在非理性意识的影响下备受世人关注的原因：理性地表达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应当坚持的原则立场和行动方向。     

论气候变化应对的水循环机制

《京都议定书》确定了气候变化应对的“减排”与“增汇”二元应对机制。近年来发达国家更多地强调减排机制，而增汇机制有减弱的趋势。“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趋势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在承认各国在气候变化成因、利益、作用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分工与合作，实现的路径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重视减排的同时，加强增汇机制的作用，并且应增加水循环改善这一新的机制要素，形成减排-增汇-治水的三元应对机制。加强水利建设改善水循环，加强和培育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温室效应的修复功能。     

清洁发展机制(CDM)下投资者与项目业主的风险探讨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环境与能源保护进行合作的重要机制,也是唯一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机制.由于<京都议定书>内容的不确定性以及CDM规则的含糊性,导致参与CDM项目的投资者与项目业主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投资者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以及CDM规则隐含的投资风险;项目业主的风险则主要是对市场缺乏清晰的了解与判断.文章就CDM参与方的各自风险进行探讨并尝试提出解决的办法.     

IPCC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自成立以来对推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发布的许多报告成为国际社会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对国际气候谈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直接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重要国际气候法律文件的制定。在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任务艰巨的形势下,IPCC需要对自身暴露出的一些局限进行改革,才能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碳金融: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创新

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领域的两个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而各国政府选择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及配额交易政策(Cap-Trade Scheme)来应对气候变化,则催生了一个以碳排放权益为交易标的的市场。随着这个碳市场上交易标的的统一标准逐步形成、碳资产现货市场和远期市场的出现、碳金融交易所和场内集中交易的诞生、有组织的碳资产期货和期权市场的生发、场外交易市场的繁荣,碳金融市场逐步迈向成熟。     

从巴厘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的态势和原则

从巴厘会议开始,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谈判由单轨制转向双轨制,两大集团的缓解义务、资金机制和技术转移既是核心议题,又是谈判难点,哥本哈根会议就中期目标达成一致仍然困难重重。赋予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新的内涵,建立不同的机制,可能成为哥本哈根协议及其实施的可行路径。     

欧盟航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评析及中国的应对

2012年1月1日起欧盟通过征收航空碳税的形式将民用航空领域纳入其碳排放交易体系之中,这一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欧盟这一单边、强制性、未经其他国家同意的做法违反了规制气候变化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也违反了规制民用航空的《芝加哥公约》,不仅损害了国际气候谈判取得的成果,也侵犯了非欧盟国家的合法利益。面对其产生的国际影响,国际社会已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亦应当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