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的集体行动困境

20世纪末期，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社会为防止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积极行动。由于其成员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各成员对于《京都议定书》这一国际集体行动承担了不同的行动成本，各国的收益也有较大差异。笔者试图利用奥尔森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京都议定书》面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其自身提供的成本-收益分担机制和选择性激励机制能够分担不同国家的履约成本，在增进全球公共利益的同时，增加各成员个体履约收益，但同时还需要外部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发达成员履行其国际义务的积极性，促成《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执行。     

决策模式与日本环境外交——以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为例

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日本国内针对是否批准议定书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只有美国批准议定书,日本才能批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日本应该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展示出领导者的姿态,即使美国退出,日本也要批准议定书。本文从政策决策的视角来解释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文章认为,日本除了受其环境外交的政治目标驱使之外,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欧盟的压力以及国内产业界的让步都是促使日本选择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尽管日本批准了议定书,但由于认定议定书对日本不公平,因此日本试图在"后京都时代"脱离《京都议定书》框架。     

企业戴“绿帽”不容易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为改善全球气候所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到本世纪前后以《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图为代表的全球性公约,确立了市场化手段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解决环境问题的长效机制。特别是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     

《京都议定书》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分析

文章从《京都议定书》产生的背景入手 ,阐述了全球变暖的科学事实及对付全球变暖的紧迫性 ;指出《京都议定书》要生效还需要解决履行承诺、灵活机制、碳沉降及美国立场等问题 ,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政治、经济原因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重塑——京都模式的困境与蒙特利尔模式的回归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是公平分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环境治理责任的基本原则。《京都议定书》适用该原则的基础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资金技术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比较《京都议定书》和同样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并分析气候变化谈判截至2010年底的最新进展,本文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合法性基础应当重塑为自然资源主权和无害国外环境原则,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利益的公平分享。     

近期国内外大事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2005年2月16日,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也许在与全球气候变暖的斗争中,它的作用比较有限,但它的确标志着一段不确定时代的结束,也昭示了国际社会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法可依     

从国家利益对比看美国为什么拒绝《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在日本京都达成的通过全球统一减排温室气体从而达到对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协议,是人类生态环境文明发展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一向以作为全球事务"第一责任"大国自居的美国却对这一协议拒绝签约。原因有几点:一是全球环境保护技术的推广,有利于环保技术发达的欧洲,对向来不注重环保技术研究的美国来说,在占领技术市场上没有任何优势。二是对美国国内的能源领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能源工业是美国的一个支柱性产业。三是对美国国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性的奢侈消费是一个强制改变。四是正值美国经济处于下滑期,失业率攀升,承担不起来自重要的能源领域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都议定书》对于美国来说,一边是竞争对手在议定书中的利益获得增长,另一边却是自身利益的流失、国际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因此,从国家利益比对的角度,美国选择了退出《京都议定书》。     

论碳捕获与封存及其国际法律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CCS）的初步思路,但没有明确规定CCS是否可视为缔约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CCS技术对传统国际法的多个领域造成了冲击,提出了新的问题。应当对《框架公约》和《议定书》的部分条款作宽泛解释或加以修改,同时在各国协商的基础之上,将碳捕获与封存的有关法律问题纳入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立法之中。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前景探析

《京都议定书》第4次缔约方会议计划在2009年底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就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全球协议计划,但是能否顺利地达成新协议的预测则比较困难,后“京都”时代的前景依然模糊原因在于：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显然没有给涉及到众多国家利益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谈判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现实中很多阻碍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如各方利益分歧难以协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不到彻底的落实、《京都议定书》内容的缺陷、理论上的争论不休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     

《新伙伴计划》与《京都议定书》：竞争还是合作

《新伙伴计划》是一种不同于《京都议定书》的新型国际气候协定,两者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强制减排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新伙伴计划》却不能取代《京都议定书》,并且两者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合作而非竞争才是两种机制未来发展的理性选择。     

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性思考

通过回顾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从科学认识到形成国际法律规范，最终成为政治家和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的演变过程，概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及框架；重点说明了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法律规范灵魂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理性精神；同时分析了对待《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度及其根源，说明了那些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非理性表现，进而探讨了一个科学问题背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博弈的表现及其根源。最后说明了中国在非理性意识的影响下备受世人关注的原因：理性地表达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应当坚持的原则立场和行动方向。     

福建碳金融发展对策研究

从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碳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近年我国各地正加快发展碳金融市场，福建发展碳金融有着资源丰富的优势与市场主体单一的不足，发展福建碳金融应该从培育市场主体、拓展商业银行业务、出台配套碳金融政策等方面着手。     

“京都进程”的领导者：为什么是欧盟不是美国?

美国和欧盟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京都议定书》谈判和生效过程中,美国和欧盟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如果说欧盟逐渐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机制的领导者的话,美国则是这个过程的消极参与者,甚至是阻碍者。之所以如此,本文认为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气候变化问题在两者外交政策议程上的地位不同;两者所认同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途径不同;两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生态脆弱性和减排成本的认知与评估不同。     

气候变化巴黎议定结果作为“协定”而非“议定书”的国际法意义

第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出台了新的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协定》。这一国际文件采用了“协定”,而非“议定书”的条约名称,这与国际环境条约中普遍适用“公约－议定书”的方式迥然不同。尽管这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但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二者仍存在一定差异,广义上的“协定”具有比“议定书”更宽泛的适用空间,而且从“议定书”和“协定”的国家实践来看也存在不同,且这种差别对未来全球减排仍会有制度性的影响。对此,中国应积极利用国际法,充分发挥《巴黎协定》赋予的灵活性,创造性地开展国内温室气体减排。     

从履约角度谈《京都议定书》的争议解决机制

为了探究国际能源消耗纠纷的解决机制,比较了<京都议定书>争议解决机制的几种和平解决方法,考察了<京都议定书>的履约情况,认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协议.实质上是各国对能源消耗控制的协议,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和平解决方法对解决在能源消耗中各国之间的纠纷,促进世界稳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清洁发展机制法律风险规制研究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国际社会进行的诸多努力中,最卓有成效的当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选取京都三机制中,与发展中国家直接有关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作为讨论对象,以当前该机制在中国井喷式发展的现状为背景,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风险的成因及应对之策,能对这一国际环境法律新制度进行较好的把握。     

论《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及构建我国绿色GDP的若干法律问题

实施《京都议定书》呼唤绿色GDP,但实施《京都议定书》和建立健全绿色GDP任重道远。本文论述了构建我国绿色GDP的若干法律问题:(1)确立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并举的基本国策;(2)确立优先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产品、源头和综合治理的法律体系;(3)确立环境税收政策,加强环境道德建设;(4)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大力治理环境化学污染。     

IPCC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自成立以来对推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发布的许多报告成为国际社会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对国际气候谈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直接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重要国际气候法律文件的制定。在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任务艰巨的形势下,IPCC需要对自身暴露出的一些局限进行改革,才能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内涵审视与适用研究 ——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为视角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认的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原则。但是在后京都谈判进程中,面临着被重新解释和修正的挑战。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谈判情境,发展中国家要坚守共同但有区别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需要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气候正义内涵重新审视,正视原则适用中面临的问题,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社会气候变化谈判。     

京都议定书提供的“选择性激励”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全球变暖趋势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重要环境问题。由于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需要支付巨额经济成本,且全球大气资源具有典型的国际公共物品特征,因此为了克服各国“搭便车”的倾向,国际社会需要制定新制度以促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保障国际公共利益。文章从国家行为体理性、自利的角度出发,借用了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以2005年2月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作为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提出为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而设计的国际制度,吸引行为体加入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有选择地为不同类型的成员提供单独的激励因素,而不仅仅是国际公共福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