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王熙凤与斯佳丽形象对比

论文以比较文学的角度,从社会伦理道德出发,对《红楼梦》中的女主角王熙凤和《飘》中的女主角斯佳丽的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两个女主角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有相似之处,一方面恪守传统伦理道德;另一方面都贪财敛财,心肠狠毒。二人就像《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正面一看是美人——天使,反面一看是骷髅——魔鬼。两人身上所彰显出来的＂天使＂与＂魔鬼＂形象透现了人性的纷繁复杂性。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王熙凤在《红楼梦》复杂的情节发展线索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在《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众女儿的悲剧,贾府衰亡的悲剧中,王熙凤都是一个起着关联作用的核心人物。研究王熙凤在《红楼梦》艺术结构中的作用,不仅能使我们看到《红楼梦》结构的复杂性和曹雪芹的艺术创新,而且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刻主题。     

安娜和爱玛的悲剧成因探析

《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角安娜和爱玛的悲剧成因具有不少异同之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两人都没能珍惜原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用情太专、自我迷失;对家庭和婚姻缺乏责任感和义务感。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安娜强烈的负罪感和经济、感情的依赖性使她日益自私、偏激;爱玛则过分地追求脱离实际的浪漫激情。安娜和爱玛的悲剧至今仍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时地重复上演,对她俩的悲剧成因进行比较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末世不容女强人：王熙凤悲剧的典型意义

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王熙凤是作者曹雪芹同情、怜悯的对象，尽管曹对她罪恶的一面多有揭示，却始终不忘她女性的苦衷，在堪爱、堪怜、堪恨的复杂感情中，刻画了这个女强人的悲剧。小说以此提醒我们：女强人尚且如此，其他人能幸免吗？王熙凤的悲剧因此拥有了非同寻常的典型意义。     

林黛玉悲剧性格探析

《红楼梦》是一个大悲剧,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其中最深刻、最发人深省的是宝黛的爱情悲剧,作为第一女主角的林黛玉更是深深积淀了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浓厚底蕴。林黛玉的悲剧性格以及形成她悲剧性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其身世的影响;疾病的影响;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金玉良缘的影响等。黛玉的侠义精神及其理家才能也是她悲剧性格中的积极因素。     

性别角色与父权制专制下的女性悲剧

通过对王熙凤和斯佳丽这两位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人物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她们都是婚姻上的失败者,原因是她们都对父权制所建构的性别角色观念进行了反抗,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揭示了导致她们婚姻失败的根源,即父权制社会构建的社会性别结构与普遍存在的男性权力中心的结合。     

浅论王熙凤的情感世界

《红楼梦》是一个有情的世界。在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演绎着他们的情感。王熙凤是个精明能干、呼风唤雨的狠角色。但是,从情感世界的角度来看,她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形象。     

两朵“恶之花”:王熙凤和麦克白夫人的形象比较——兼谈中西传统女性形象塑造

王熙凤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恶女人”形象。她残酷阴险,欺上瞒下,借刀杀人,作恶多端。在她身上几乎集中了封建统治者所有的丑恶与卑鄙。在《红楼梦》第六十五回中,小厮兴儿在向尤二姐介绍王熙凤时曾说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全占了。”兴儿之语,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王熙凤性格的重要方面:圆滑、狡诈、凶狠。有评论家曾说,《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黑暗的一出,黑暗掩盖着血腥的谋杀,悲剧中,麦克白的野心骤然而     

曹禺《北京人》中曾思懿人物形象新论

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思懿并非一般读者心目中的大奸大恶之人,她的所作所为是有客观原因的,封建制度、男权意识、悲剧婚姻、性格异化都造成了她长久以来被读者误解误读的现象,她需要一个相对公道的评价。     

从新女性到牺牲品——苔丝狄蒙娜形象试析

苔丝狄蒙娜是莎士比亚剧作《奥瑟罗》中的女主角。她一方面是个初具女性主体意识的新女性,另一方面又是父权制文化的牺牲品。她从新女性到父权制文化牺牲品的悲剧命运,揭示了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女性作为“第二性”和“他者”的从属、低下地位,说明即使在女王当政时代,父权制中心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从淑与简·爱的爱情模式来分析平民女子在西方社会中的命运

文章通过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两位作家所塑造的两个女性人物简·爱和淑的爱情观和爱情悲、喜剧式的结局进行的分析,阐明了两位作家不同的立场,评价了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差别．简·爱是勃朗特塑造的反叛者形象,但她也有恪守传统的一面,她对合法婚姻的追求及其圆满结局恰恰反映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梦想;而哈代笔下的淑则是传统道德的彻底叛逆者,也正因为如此,她的命运只能以悲剧结尾,这反映了哈代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认识。     

"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 ——社会学和心理学视野中的张爱玲与奥斯丁

从社会学角度观察张爱玲与简·奥斯丁作品中的婚恋描写,会发现作家在自己情感之外,都把实用主义的婚恋当作社会常态而接受下来,因而无论是张爱玲还是奥斯丁,均拒绝了爱情的浪漫性。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其一“悲剧”一“喜剧”的表现方式,则通向两位作家不同的心灵世界,并折射出各自所处的不同的时空背景。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

简·奥斯汀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 ,通过对五起婚姻的描述 ,表明了她的婚姻观 :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 ,而贪图金钱和情欲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她的这一观点 ,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回归无爱婚姻的命运--伊莎贝尔·阿切尔悲剧探因

《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性格缺陷预示了她的悲剧命运,使她沦为无爱婚姻的牺牲者。传统势力辗磨,现实社会的束缚以及作者矛盾的婚姻观决定了伊莎贝尔最终的回归。     

试论《京华烟云》中红玉形象的审美意蕴

林语堂先生在现代情境下所塑造的古典关人——红玉,是代表中国古典阴柔之美的女性形象。她艳丽照人,美貌出众,但自幼俸弱多病、多愁善感,钟情于人却敏感于事,呈现出的是一种病态美。而透过表面文字看到更多的是这一人物形象作为服务于叙述者的积淀着特定文化意味的符号而存在,在她身上不仅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而且她的悲剧命运也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情境下的生存困境。     

浅议《傲慢与偏见》简·奥斯汀的婚姻观

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以男女青年的恋爱婚姻为题材,通过四对年轻人四种不同的爱情和婚姻,传达了恋爱婚姻是关系到终身幸福的大事情,必须严肃谨慎的思想,同时提出了道德和行为的规范问题,并通过讽刺的艺术和语言的机智幽默,表现了她对生活的深刻思索：婚姻不应该被金钱、地位、情欲所驱使,只有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才是真正幸福的婚姻!     

从挣扎到屈服之路——唐婚恋传奇中男性形象分析

唐婚恋传奇所展示的美好爱情中,男性形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大唐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使男性可以放胆与各种身份的女子发生丰富多彩的浪漫爱情故事,但当落实到婚姻上,无不陷入了心灵追求与社会规范即情与理的矛盾之中。尽管他们挣扎过,但最终都屈服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故事往往也以悲剧告终。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男女性格方面的负面因素,更有科举考试、门户偏见、等级制度、父母婚姻包办等方面的强大压力,故而他们在丧失了爱情的同时又承受着婚姻的不幸。     

受害者的"供牒"--《诗经·卫风·氓》悲剧意蕴的现代阐释

《诗经·卫风·氓》的经典意义不在于该诗展示了弃妇的悲剧命运 ,而在于让弃妇以“越轨者”的面目出现 ,倾诉其在婚姻中“嫁非以体”的差谬及其罪有应得 ,并以此作为敦戒他人不可越“礼”的范例。这种让“受害者”自我招供式的现身说法在古代文学中是一种极为少见的叙事格式。从现代意义上说 ,它从更深层次上显示了“礼制”对女性生命和精神的双重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