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的测度与评价

基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二者的协同关系,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并评价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递增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展滞后的耦合阶段、失衡阶段和发展迅速的协调阶段;就区域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耦合协调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驱动的初级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驱动的中级协调状态,西部地区处于乡村旅游驱动的勉强协调状态;经济发展、政府扶持、资源禀赋是影响两大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典型模式,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以张家界武陵源区为例,紧扣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精准分析旅游城镇化作用乡村振兴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效应;武陵源区目前的自然发展模式虽能创造较好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会造成结构性失业、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5种仿真模式中,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最佳模式;旅游政策影响因子在不同仿真模式中均成为重要的政策因子,印证了武陵源区旅游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实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最佳驱动必须从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与生态优化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发展路径促进乡村振兴。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内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乡村振兴战略下皖中地区乡村旅游竞争力研究

在国家大力支持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大有可为。立足2020年和2021年《安徽统计年鉴》《安徽旅游统计年鉴》,构建乡村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SPASS软件，选取皖中地区四个地级市——合肥、六安、安庆、滁州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充分挖掘乡村旅游资源，走文旅融合之路；加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投入，打造特色品牌；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提升乡村旅游接待能力；拓展营销渠道，推广乡村旅游产品四个方面的建议来提升皖中地区乡村旅游产业的竞争力。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乡村振兴的契合研究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大力进行第二产业的发展会面临较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在民族村寨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度旅游开发,可以为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他们的能力和素质,能提升当地民众的收入。近年来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推动了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但民族村寨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也凸显出了一些问题,如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的破坏,在利益分配上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们既要让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齐头并进,又要防止旅游开发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拉大,实现“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目标。     

乡村旅游: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我国乡村旅游近年来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吃餐饭,打圈牌”等诸多问题。而美国乡村旅游以城市化与工业化“双轮驱动”,并以乡村俱乐部、乡村文化旅游、农业旅游和门户社区旅游为主导的多元业态体系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典型经验上,美国注重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展现来引导游客参与体验;强化政府和高等院校对乡村旅游产业的重要推动作用;重视法治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保障作用并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乡村旅游开发政策的核心原则。在我国乡村旅游消费需求个性化、产业升级扩容与提质增效的新时代背景下,美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其中在建设以农村人和乡村文化为中心的特色景区,反思主流文化中的农民与乡村形象并积极改善,营造规范、健康、可持续的乡村旅游市场环境,塑造有限主导、顺市而为的服务型政府角色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借鉴对于提升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整体水平、竞争能力、全球影响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视阈下民族地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机制与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构建高品质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应努力遵循生态化机制、市场化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形成持续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发展力的新格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包括推进龙头企业“上山下乡”的产业链一体化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大公司及现代产业融合衔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塑造特色产业的文化品牌,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发挥民族地区绿水青山、特色文化的资源优势,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依托景区“增长极”拓展“文化+生态”的深度乡村旅游,依托特色资源推进特色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采取多种途径对“三农”“三牧”进行以素质能力、专业技术提升为目标的“技术赋能”等。     

中国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

乡村民宿作为文化旅游、乡村旅游和休闲旅游的重要载体,不仅是住宿业态和旅居方式的升级,更是文旅融合的深度体现。中国乡村民宿发展历经了萌芽、起步、初步发展、整合转型四个阶段。乡村民宿开始注重规范化和精品化,构建了多元化的民宿发展模式,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的民宿发展路径,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民宿经济开始显现。乡村民宿在带动地方经济增长、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建设乡村生态文明方面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然而乡村民宿发展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表现为民宿经营管理水平低下、民宿与地域文化融合不足、民宿建设和发展缺乏科学规划、民宿行业规则和法律制度不健全、民宿建设用地和产权缺乏保障、民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和安全隐患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中国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提升民宿经营管理水平,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宿,科学规划民宿建设与发展,加强对民宿的引导,规范和扶持,保障民宿开发用地,重视处理民宿的负面影响。     

民族旅游开发对乡村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以川、滇交界处的泸沽湖景区为例

民族旅游开发改变了旅游地社区居民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旅游带来的经济增长能有效提升旅游地社区的生活质量,旅游引发的城乡互动促使旅游地居民在城乡差异对比中反思自身的乡村身份。鉴于乡村身份认同对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旅游开发提升泸沽湖景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为研究背景,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观察方法收集数据,同时运用扎理论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进而得出泸沽湖旅游开发影响乡村身份认同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旅游引发的物质改变是影响泸沽湖景区乡村认同变迁的关键性驱动因素,伴随当地乡村环境的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主客互动的增强,泸沽湖景区居民的乡村认知观、乡村身份自信和乡村社区认同感均得到提升。     

新时代推进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创新路径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推动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环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生态属性决定了其能够在乡村振兴伟大工程中发挥效能、施展作为。以此为理论依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主要体现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产业效益、人力资本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和治理效益有助于推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在具体实践中,应在做好相关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聚焦现实推广过程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和文化繁荣的有机结合为工作切口,依托高校智库作用的发挥和在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凝心聚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赋能乡村振兴工作落地见效,为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强大语言之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国民语言能力提升和国家通用语能力建设——基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语言调查

乡村国民语言能力提升和国家通用语能力建设是民族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以及观察等方法，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居民语言生活状况进行考察。调查显示，当前乡村国民语言能力总体状况良好，推普工作成效显著，国家通用语在青壮年和学生群体中的普及率较高，“双言”现象普遍。研究进一步表明，国家通用语能力对个人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正面效应；青壮年语言能力与受教育程度、择业、经济收入关联度较高。然而，当地仍存在一些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语言问题：州内语言呈碎片化；民族语衰微，呈老龄化态势；国家通用语普及存在不平衡现象，学生群体整体缺乏国家通用语普及对国民语言能力提升重要性认识等。本文建议以“通语”为核心任务，制定推普助力乡村振兴长效机制；重视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个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扎实助推巩固拓展当地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注重以国家通用语为基础的多语能力的提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加强地方语言文化科研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当地语言文化产业，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农村高等教育

本文从解决农村贫困的核心战略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呼唤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呼唤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是梦;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对策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必由之路的新观点。     

农村知识贫困与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不仅是收入贫困,还有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农村贫困的根源是知识贫困,而消除农村知识贫困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长期以来,农村教育目标的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没有赋予农民在农村谋生进而改变农村面貌的能力,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根本策略是建立新农村教育体系,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教育。为此,国家要建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效机制,城市要主动参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依据新农村建设需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新农村建设和为农村的农村基础教育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为农村的农村基础教育,但目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着背离新农村建设的现象。反思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和不足,诸如农村基础教育中的办学目标的离农性、课程内容的城市化、教学模式的不适切等,解决"为农村的农村教育究竟何为"的问题,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农村外出人口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外出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农村教育要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强现代农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而新型农业的发展需要新型农民作为＂人＂的基础,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在农村、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新型农民的培养应重视农村教育,促使农村劳动力资源尽快地转化为人力资源,不断深入实施科教兴农和人才强农的战略。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思考

统筹城乡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城乡文化发展失衡的现状,要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必须统筹城乡文化,积极推进城乡文化的互动,加大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力度,更好地推进农村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