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和西汉政治、经济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的建议为文帝所采纳,并对后来晁错和主父偃很有启发。消除边患是贾谊治国方略之一。对于匈奴侵扰,文帝和景帝采取和、战结合,武帝则是先和后战,不同做法与贾谊方案是一致的。重视经济是贾谊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这样思想主张得到实行,文景之治带来经济的发展。武帝时币制改革,事实上也是贾谊思想在政策方面的实现。     

论贾谊的政治思想

贾谊(公元前200——168年)河南洛阳人,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所处的时代,是同姓诸侯王各霸一方,向中央政府闹独立;匈奴不时犯边,民族矛盾上升;富商大贾,投机取巧,牟取暴利,危害农业的时代。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削弱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主张用“三表”“五饵”的“战德”之术降服匈奴;“强本抑末”打击工商业奴隶主势力,使天下“归之农”。他极力提倡“与民休息”,形成了著名的“民本思想”。     

贾谊的政治哲学

贾谊是汉初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在总结秦亡的教训,考察汉初以来黄老无为思想弊端的基础上,以"道"为最终依据,建立了以儒法并用为特征的政治哲学.其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民本思想以及礼治思想三个方面.贾谊的政治哲学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统一、文明、和谐的国家,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为后世所瞩目.研究贾谊的政治哲学,有助于我们从传统文化中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汲取更多的营养.     

论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

汉武帝时两次征伐大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武帝好宛马和"欲侯宠姬李氏",都不过是派李广利出兵西域的诱发因素,实现"图制匈奴"和"灭胡"的边疆战略才是此次出征大宛的根本原因.征伐大宛的决策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形成的.尤其是在匈奴势力西移,汉朝对西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努力均告失败的形势下,进兵西域就成为"图制匈奴"的必然选择.     

贾谊礼法观刍议

礼法思想是贾谊社会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为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贾谊对礼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礼治思想在其礼法观中占有主导地位 ,但他并未因此而废法治。以礼为主、礼法结合是贾谊礼法观的基本特征     

匈奴人的发型与发殉考

通过对匈奴墓葬出土的发辫实物以及陶俑、壁画等考古资料的梳理,参照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匈奴人"披发"、"椎结"、"编发"、"索头"等发型的辨析可知,匈奴人的发型包括:披发,又有各种变化;长发后披,尾端扎松松的马尾巴;辫发,有两股、三股之分;盘发,两鬓和脑后披发,头顶结髻.而以头发殉葬是匈奴特有的丧葬习俗,可能与匈奴人的宗教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发现不仅为研究匈奴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修正了历史文献中相关记载的错误,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探索匈奴人种问题、匈奴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思想观念,及其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提供了参考资料.     

论贾谊政治思想对中华帝国的贡献

汉儒贾谊总结强秦二世而亡的政治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政治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没能做到政治方略的调整,即从战时的“高诈力”转换为治国所需的“贵顺权”.贾谊关于“取予守不同术”的认识涉及获取政权和构建国家、维系政治秩序的不同政策原则,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关于重民,贾谊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告诫当权者不可与民为仇敌.这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统治者要么善待百姓,可以长治久安；要么实施暴政,最后被百姓推翻.道理看似简单,却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君主政治治乱相继的全部过程.贾谊的政治思想从政权的获取与维系层面,为统治者提供了实施政治调节治国方略和实行仁政以缓解政治冲突的理论依据,又通过对“以民为本”的诠释,为统治者实施仁政的必要性作出绝对化判定.这就是贾谊为绵延二千年君主政治的中华帝国在政治认知上作出的贡献.     

贾谊身世对其作品的影响

人生经历是创作的重要源泉。贾谊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及思想著作,这些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本文通过对贾谊早期身世的考证,主要是家庭背景、出生地位置及受教育的渊源等,论证了贾谊作品中重农、儒家、道家、法家及早期教育思想所产生的原因。     

南匈奴与东汉的政治关系及其社会变革

东汉对南匈奴的政治统治以及南匈奴社会发生的相应变化是研究东汉与南匈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使匈奴中郎将的设置、贡纳制度的完善等相关内容,在双方关系的发展中值得重视。东汉政府对待南北匈奴战争立场上的煽动说和南匈奴三次单于庭被迫迁徙等问题需要澄清。安国前后是否为南匈奴政权的演变分界还需作具体分析。     

秦二世胡亥童年故事及相关问题

贾谊记载了在一次"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赐食"的高层酒会上,公子胡亥下陛时故意践败群臣履的故事.后世政论家以此作为秦二世胡亥道德批判、秦政批判以及更宽广领域的政治文化分析的对象.或以为"胡亥少习刻薄之教"体现的早期教育的缺失与秦朝行政体系的覆败有直接关系.而秦时文化政策和文化导向的问题,亦使得社会风尚受到影响.汉初重视太子教育,保傅制度得以健全.贾谊的相关论著对于皇族教育的这一历史进步有积极作用.而胡亥故事被贾谊作为反面参照,值得我们注意.     

“生物战”抑或“诅军术”——匈奴与汉王朝的“疾疫”纠葛

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胡汉关系中,曾经出现过匈奴将缚住前后足的马扔到汉军城下、在汉军必经之路埋牛羊等做法。这种诡异举动不仅引起汉朝君臣的狐疑,也引发了当代学者的一场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将动物尸体的瘟疫传播给汉军的“生物战”,并将汉末瘟疫大流行归之于匈奴的传入。有的学者则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一种原始的巫术——诅军术,不存在生物战的问题。通过深入考察匈奴的习俗,参考世界各地原始部落的巫术传统,不难发现,匈奴的“缚马足”和“埋牛羊”的行为实际主要是一种原始的交感巫术。此外,通过对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末关于疾疫的相关历史记载的梳理和对照现代医学特别是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相关病理知识,也证明匈奴对汉王朝发动生物战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随着民族冲突的加剧和融合的深化,一些疾疫存在在汉匈之间相互传播的可能,但匈奴“缚马足”“埋牛羊”的做法主要还是一种原始巫术,这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汉匈"和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近年来,在汉代民族和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观点",认为汉匈和亲,并"不包含婚姻的意思",汉对匈的馈赠是经济"赔偿"、"赔款",汉嫁女与匈并约为兄弟是"政治赔偿".本文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辨明了汉匈和亲中的一系列问题,认为"新观点"的谬误在于以现代国际间的和平条约简单地比附汉匈和亲.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还汉匈和亲以本来面目.     

从《史记·大宛列传》看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及对中亚、南亚民族的认识

整个秦汉时期,汉匈民族关系是汉王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了联合月氏攻击匈奴,有了张骞出使西域,所以《史记‘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引出西域、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情况,使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研究的目光从汉王朝的辖境放眼到今天的中亚乃至欧洲,从而使《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对西域的认识,于是汉王朝开始对西域部分民族进行治理、设置政区,将之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西域各民族文化的记述则是公元前2世纪的民族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史记》所见匈奴和中原王朝的关系

关于秦汉时期匈奴和中原政权的关系，以往的学术研究大多集中在战争与和平交往（通关市或和亲等）两个方面，实际上通过对《史记》的解读可知，无论中原政权或是匈奴都通过其它手段为自己争取利益，从而使两者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     

欧亚草原动物纹样的角色转换

欧亚草原早期主人塞人、匈奴人、乌孙人、大月氏人、鲜卑人等诸多民族的动物纹样是功能性的 ,雕刻在刀、剑、牌饰、带钩、马具上的动物纹样 ,是巫师 (萨满 )作为通天工具出现的 ,它们发挥的是文化功能。而中古以后突厥、蒙古等民族的金银饰品的装饰性增强 ,出现了以实用和审美为主的非功能性器型和纹样     

剺面习俗的渊源和流传

剺面习俗在东汉至隋唐时期流行于以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中,并于唐代前期随着突厥与中原政权的频繁交往和大量降唐的突厥人内迁而被汉族等更多的民族所了解。剺面习俗在匈奴人中并未流行,突厥中的剺面习俗是由迁入西域的民族传入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分布在阿尔泰山及附近地区的鹿石面部有斜线纹,它们很可能表示的是剺面的创伤。     

评冒顿单于

冒顿单于是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具有高超政治谋略的杰出政治家,富有创造性的军事才干。他第一次统一了北方草原游牧各民族,建立起强大的政权。统治期间,匈奴经济迅速发展。对于冒顿单于,我们应该给予准确的定位和高度的评价。     

论汉文帝三年太原之行

汉文帝三年有太原之行。此行涉及和匈奴的关系,体现了代-太原地方特殊的军事地理地位。汉文帝在太原的表现,又有仿效汉高祖刘邦回乡的迹象。相关记载对于汉代交通史研究,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试析土默特文化对北方民族多元文化传承的历史作用

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土默特地区出现了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回、满、汉等民族.他们在游牧和农耕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从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铸就了该地区民族开放的心态、豪放的性格和进取的精神.他们以开放豁达的心态互相弥补各自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各民族之间不断进行全面的、多领域的、大规模的联系与交往.而且这种联系和交往在特点、方式、机遇等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指向性和内聚性.这种多民族文化的格局从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土默特文化也成为各民族长期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生存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乌孙的西迁、扩散和消失

公元前179~前178年,乌孙国被月氏攻灭,其残部在匈奴的关照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公元前138年左右,乌孙举族西迁至伊犁河谷周围重新建国,此后其余部又向南方的葱岭(帕米尔高原)内外扩散。公元5世纪初,乌孙又举族南迁至葱岭中,不久其国即告消失。哈萨克族的族源不是汉朝的乌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