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的步伐明显加快,一个建立在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正在悄然兴起。以政治参与的深化、基层民主与社会自治、合作与共治等为显著特点的参与型、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已经显露雏形,并将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完善而走向成熟,这为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论社区制改革的理念、原则和举措——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社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管理的主要形式,当前在我国虽然已经普遍建立但并没有深入人心,而且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严重的异化。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制,需要在理念上将治理作为社区制改革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取向,在原则上将以人为本、政党主导、社区自治、居民参与作为社区制改革的圭臬,在举措上将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元治角色、合理界分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力边界、建立社区志愿服务网络、培养社区共同利益、推展基层民主训练、强化公民意识等作为应对之策。     

基层自治：纵向分权和多元治理——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自治以中央集权与基层自治辨证互动为理论分析框架,随着改革的深入,该理论分析框架无法合理解释和解决基层自治中纵向的分权问题、地方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分享问题。新近兴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强调纵向分权、多中心治理结构、公民参与及寻求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地方治理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可以较好的胜任新时期基层自治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公共领域建构中的公民参与机制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弹性第三空间,在两者之间建构良性互动的公共领域是非常必的。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通过建构现代公共领域,以此为切人点培育公民精神、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基础。这一过程的实现,既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建立政府管理与公民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善治功能,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成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现实路径。     

当前西方国家公民政策参与的趋势、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阐述了公民政策参与的涵义及类型,分析了西方一些国家公民政策参与的趋势和特点,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参与系统,具有参与方式多样化、参与效果显著等特点。指出了西方国家公民政策参与对我国的几点启示,主要是公民政策参与对政府实现有效治理意义重大,落实公民政策参与应该从培养公民资格、实行基层自治做起,建立切实可行的政策参与系统,公民政策参与应借助团体的力量及改善间接参与的弊病等,以寻求推动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发展途径。     

社会组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机制研究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途径来行使自身权利、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行动过程.社会组织通过自主行动来表达公民的利益诉求,为公民参与管理社会事务、分担政府转移的职能提供了机遇,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政府对社会组织活动的规制、社会组织本身的类型与性质等,都会影响社会组织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作用效果.政府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扶持与规范,以有效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权利视角下的社区自治建设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模式以政府主导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种治理模式为主。社区自治建设是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变迁的过程,社区自治建设的突破口和核心任务是公民权利的恢复,在社区自治建设过程中将伴随着地方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宪政视野下的政府与公民关系

宪政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寻找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平衡点是宪政建设的任务,权利与权力从对抗到妥协必然产生一个公民社会,政府、公民、公民社会三者的良性关系维持了宪政的存在。     

公民建筑:何以可能及何以可为——基于公众建筑认知的实证研究

公民建筑基于公民导向,可以解读为公民分享的权力空间、公民参与的实践空间和公民自治的日常空间。公众的建筑认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公众已认识到参与城市建筑的重要性、公民建筑的本土化路径及公民建筑自治的可能,但受到公民在建筑话语权方面的缺失、公民参与机制的不健全等多因素的制约,实现公民建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基层治理模式将由上下隔离的板块式治理向上下衔接的网格化治理转变。网格化治理除了需要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角度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途径以外,还必须从政治的层面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渠道。通过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来保障不断下沉的基层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做法更符合法意和民意;同时还保证了基层群众的自治性,从而使村庄的自治权力从悬空状态落到实处。通过人大代表功能的发挥使村民制度化地参与到基层政府管理当中,从而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保证公民参与权的根本途径。公共政策制定中有了公民参与才能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政治的民主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怎样寻找到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最佳结合点,为此政府应该不断创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保障制度,以更好的实现公民的参与权利。     

组织化有序参与：扩展公民参与的新思路

公民参与碎片化是导致扩展公民有序参与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使公民参与组织化。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的组织基础,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功能也符合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因此,要通过激活群团组织的利益表达与聚合功能、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市场治理和释放NGO的社会治理活力来实现公民组织化有序参与。     

公共行政与公民参与的关系

阐述了公民参与问题的由来,指出当代行政民主是以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为其主要标志,公民参与的作用是公共组织公共性的重要体现;同时进一步对公共行政中的公民直接参与模式与传统间接参与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提出公共组织理论需要公民参与理论的补充与修正。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我国公民有效政治参与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

随着我国多元社会结构的逐步形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和个体的政治需求的变化,公民有效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人们所关注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和扩大公民有效政治参与,重点应当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三是从国家层面上进行整体的政治体制改革。     

治理理论视角下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角色定位

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公共危机越来越具有常态化的趋势。研究公共危机问题必须使用新的理论视角。在治理理论看来,公共危机治理是政府和公民共同的事业。那么,公民的角色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角色应是发现灾害危情和提供专业建议的预防者、危机应对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和信息反馈者、公共资源筹集与分配的监督者、灾后重建实务性功能的具体承担者。当然,公民参与角色的有效扮演需要实现与政府角色的协同。     

协同治理与公民参与的逻辑同构与实现理路

协同治理的视角使人们看到公民的思想意识与公共利益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民参与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社会各系统的协作参与、多元交互回应机制及理性的公民参与,可以促进社会各系统在公民参与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克服公民参与的内在缺陷,由此促进协同治理的实现。     

民主党派在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中的地位和作用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重大课题。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民主党派在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党派在推进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其政治参与能力较强、政治参与热情较高、政治参与渠道广泛;应积极探索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和新要求,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利益代表功能和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功能。     

从中外比较视角完善我国地方立法中的公民参与制度

地方立法工作影响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法治观念的加强与公民素质的提升,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文基础与精神底蕴。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的建设已日益紧迫,就美、日两国公众参与立法的制度予以分析比较,以期对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的完善起到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