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评《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

自新时期"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以来,文学史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理论上来说,文学史哲学、文学史学、文学史原理等著作纷然而出,大文学史观、中华民族文学史观、通史观、纯文学史观和文学发展综史观等争奇斗艳;从实践上来说,既有专家型、教学型、普及型等类型,也有编年体、纪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论文学史的观念与文学史的编写

文学史的编写以文学观念为逻辑前提,编写者应该运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思想,按照当时人所理解的文学观念去客观描写当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此外,还要有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各种文学史观念都有其合理成分,同时存在认识的局限,编写者应尽量使自己的文学史观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和文学史自身的逻辑。要想清晰地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应注意做到文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有机结合。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的嬗变

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立以来,有代表性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秉承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种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进入21世纪,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体现了民国文学史观的初步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评王泽龙教授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已有50余年，其间编写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计其数。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历史与学科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反思中重构的历史过程。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的著作《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综论》（以下简称《综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对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的文学史观作了自己的阐释。     

关于文学史观的建构——答《东方论坛》编者问

五四文学思想性质和领导思想的研究,早已抛开“政治框架”的阶级定性,而纳入了人学范畴或现代性范畴进行探索与思考不过,至今我对五四文学的思想性质与领导思想的研究尚有些困惑;在文学史观研究上,我最看重的是“人学”文学史观与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探讨文学史观的意义是为了更切实地拓展、提高、充实、丰富研究主体自身,也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教学内容更新,有利于学术研究创新。目前文学史观的探讨存在两大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一,建立一个大家认可的价值标准或评价体系。其二,重解重评文学史的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     

湖南外国文学研究三十五年

1978年以来,湖南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俄罗斯苏联文学、欧美文学以及东方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创作方法研究、思潮流派研究、中外文学比较及交流研究,以及外国文学史的编写等方面,成绩卓著,推进了湖南外国文学研究,不少成果在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讨的局限及反思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者对此史观的探讨多集中在民族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内,没能从史学和文学史应承担的人文精神传递等层面加以审视,使此史观研讨走入了一个“误区”。事实上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中并不能得到认同,因而“弱化”了此史观研讨的理论基础和深度。民族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亟需走出自身的“圈子”,参与到中国文学研究的言说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文学史观

中华民族文学史观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转型升级,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顺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志和时代话语主潮。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阈限、中华民族文学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国家政治、对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认知的纠偏、回应重写文学史与经典入史及提升中华文学整体品质与彰显中华文学性格,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发生逻辑。采用世界眼光与多学科交叉视野、开展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对话与互动、践行丰富的文学实践与形成厚实的研究案例,成为建设中国式民族文学史观的主要路径。     

试谈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海登.怀特(Hayden W h ite)是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将文学与历史相融合,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并将文学性与历史性两个维度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其文本性与文本间性研究为我们审视文学、理解历史、把握文学与历史、历史与文化、文学与文化等范畴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观念与新视角,并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文学史:历史实在性的哲学认知

哲学提供了关于文学史学的本体论认知,诸如文学史何以可能,文学史是主观还是客观,文学史的目的何在,等等。文学史作为史学的学科属性,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形而上追问,亦得以进一步澄明。     

论文学伦理学的实践形态及路径

文学伦理学要成为完善、成熟的文学理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工作既包括现实意义上的实践和应用，也包括理论意义上的话语建构。在创作实绩方面，文学伦理学需要有体现当下伦理学精神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史、理论影响下的创作实践等三方面的支持。只有在充分的伦理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有充分的对伦理文学的“创作谈”，才能有伦理文学批评。在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需要在清理中外典型的伦理题材文学作品和中外文论有关文学伦理的思想观念基础上，进行文学伦理学体系的学术建构，确定框架和范围以及主要内容，进一步实现话语的建构。在理论应用方面，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实践形态，把文学伦理学应用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之中，将深刻而长远地影响文学创作。文学伦理学要成为成熟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广泛的实践应用，应用于文学史书写和文学研究，这不仅是理论建设的需要，在根本上也是寻求文学研究和文学书写的突破与发展。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     

论文化对写史主体的软性制约--兼谈重写文学史的内在阻力

政教合一的体制结构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与此相适应的功利化的学术观念、文学观念、史学观念至今仍未根本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写史主体学术心态的自由,从而成为我们重写文学史最严重的内在阻力.     

敢纳须弥芥子中——《中国文学简史》前言

追溯中国文学的历史流程,不能不瞩目于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千汇万状的优秀作品:作品映现出特色,特色凝固成传统,传统又沉淀为历史。追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进程,则不能不期望:未来的"大文学史"除了应当兼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独特的学术构想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外,还应当具备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全新体系。这就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拓展——"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研讨的回顾与反思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提出之时起就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格局的推陈出新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是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著史方法,更是一种新的著史理念,其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看作一个整体的构想对今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仍有较大的启示意义。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忽略了现代中国时期一些文学形态的存在价值,没能完整反映出现代中国时期文学的发展面貌。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还历史一个真实的杨嗣昌--《杨嗣昌集》整理与研究的意义

<杨嗣昌集>的整理,可为明史、政治、军事、文学等多学科研究提供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杨嗣昌精美的文学创作和独到的理论见解足以确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封建高官的高尚情操.杨嗣昌在湖湘地方文化方面的贡献和旅游理论方面的探索,将为新世纪的城市文化建设、旅游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史化”文学与文学“自觉”——论先秦两汉文学的特点

中国社会形态早熟,神话大量亡佚,部分得到历史化改造,促成史学高度发达,先秦文学深受其影响,具有"史化"的特点。汉代文学不仅符合所谓"文学自觉"的三个标志,而且还有多方面的创新,如具备了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意识及技巧,形成了文学创作的文人队伍,确立了文学的基本体裁等等,开创了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