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不知与所不知”超不出“知与所知”——所知学释疑之一

虽然在语言实践中,我们经常谈到"不知"与"所不知",虽然我们可以说"知"相对于"不知"而言,"知"由"不知"过渡而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所知学关于"我们所谈论、所研究、所自觉处理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所知"这一基本观点."知与所知"对"不知与所不知"具有优先地位,"不知与所不知"只不过是特殊的"知与所知".     

“所知学”之要义——与关注“所知学”的同仁商榷

“所知学”作为一种兼有学科和学派意义的原创性哲学理论,提供了一种考察问题的新的哲学视角。所知学将一切都作为“所知”来处理,从“我有所知”入手,坚持“知必有所知,所知必有所是,所是是由相应的知者实际从事的活动确立的”的基本理论原则,系统地阐述了所知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为了使“所知学”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与其它哲学理论形成对话并展示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对其所涉及的最基本的概念和原理做出较为通俗、且合乎逻辑的阐释和演绎,是必要的、有意义的。     

所知学的误区

所知学的基本思路是将一切皆作为所知来处理,然而,“可知”并不能涵盖一切、将“可知”作为一个外延最大的概念违背了语言常规,脱离了“可知”这一术语能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实际用法。我们真正所知道的只能是各种不同的事实;不仅如此,无论是已知的、当下所知的还是可知而未知的都只能是事实。可以与事实相对应的是特定的陈述语句而不是特定的语词,故“语词只能表达所知”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与所知学认为“我们所考察、研究的都是我们所知道的”相反,真正需要考察、研究的恰恰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     

所知学引论

所知学研究“所知作为所知”所具有的规定、所遵循的规律。它既属于哲学的新学科,也属于哲学的基础学科,又同各领域中的实践密切相关。所知学的建立一方面将使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更严密、更准确,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人们更自觉、更有效地从所知的角度来看问题、处理问题。所知学的体系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所知学的元理论;所知学的基本概念;所知学的基本原则;所知学的分支学科。     

从所知学的角度看语义的确立与理解

“语义的确立”的实质是把一所知 (语符 )作为另一所知 (语义 )来知。“对别人所使用的语符的理解”的实质是从别人使用的语符中识别出被理解者自己关联到这一语符上的理解者所知的内容。某语符的语义应该以最早使用这个语符的人所理解的语义为准     

由"物理"至"性理" ——论张载的"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

中国虽然缺乏知识论传统,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知识论思想。张载关于"见闻之知"的思想涉及一系列与知识论有关的问题,如外物、认识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等问题,但是张载又从物我对立的伦理角度贬低"见闻之知"转而倡导物我合一的"德性所知",提出从"见闻之知"进展到"德性所知"的修养工夫,并探讨了与"德性所知"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论相信与知道等相关系列范畴的关系

在哲学基础理论中特别是认知理论中存在两组密切相关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基本范畴问题,这就是信、所信、相信、信念与知、所知、知道、知识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所知必有所信,知道必定相信,反之则不成立,故“所信”、“相信”、“认为”是比“所知”、“知道”等更为基本的概念,实际上,前者才是哲学认知理论乃至整个哲学研究的基石、出发点、归宿和终极预设;知道、知识不等于相信、信念,也不等于为真的信念,知道、知识与相信、信念的区别也不在于凭据、证据、证明;知道、知识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信念,是以经历、感触为前提的为真的信念。     

“知·信·说”与“是”

认知问题是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认知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真”的问题。人的认知成果最终由语言来呈现,语言的基本单元是词,每个词都蕴含一个“是”,由是什么(词所指代的对象域)与何以是(该对象域确定为一类的标准)两方面构成。那么这个“是”如何而来?所知学认为一切由“知”而来,一切都是所知。认为“知”对于认知活动必不可少,但并非唯一来源。“信”与“说”有其自身不能等同于“知”的特点,与“知”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认知过程中共同起着重要作用。     

理学家的"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理学家的"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感性认识".认为理学家的"见闻之知"有相类似于"感性认识"之处,但并不等同于"感性认识",而其"德性所知"与"理性认识"之间不仅没有相似之处,而且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从它们的来源、内容以及彼此相互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两对范畴及其关系.     

“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之区别及其意义——张载《大心篇》解读兼论其知识论

学界一般将张载的＂德性所知＂等同于＂德性之知＂,但是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凭借德性所认识到的大全、整体的知识,其实质是对世界的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后者则单纯是指关于道德的知识。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都属于＂德性所知＂,都是＂德性所知＂的一个部分和局部。在张载看来,任何局部、片面的知识都不能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只有整全的知识才能够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张载是在＂知识——人性＂的框架内思考知识问题的,人性美好问题成为张载知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论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逻辑展开

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力量。党组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要载体,通过党组的整合与汲取,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组在中国特色的党政“条块治理结构”中,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承载着打破官僚主义的希冀。党组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现依法执政的组织形式,将党的领导行为转化为执政行为,从而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形式":"认识能力的协调"与"想像力没有概念而图型化"——对康德美学第三契机的一种解读

在康德美学第三契机中,实际上提出了两种意义上的"形式"概念。第一种意义上的"形式"概念是指审美对象的合目的性是"从形式上"(der Form nach)来看的,即就纯粹鉴赏判断中认识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的;第二种意义上的"形式"概念是指自由的想像力对感觉杂多的一种创造性结合,通过这种结合感觉杂多就仿佛是被按照某种"规则"联结起来了。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论形式逻辑与物的世界的关系

任何一种逻辑都要面向一个世界,形式逻辑也不例外,它主要面向物的世界,物的世界是形式逻辑的存在基础。物的世界是一种理论世界,它的产生具有“合法性”,符合人类的自然倾向,那就是对确定性的渴求。形式逻辑是物的世界的逻辑支撑,形式逻辑的发展程度和样式制约着物的世界的具体形态,物的世界的理论发展和形式逻辑的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物的世界是一种必然的世界、自然的世界、知识的世界。作为一种面向物的世界的逻辑,形式逻辑在本性上与物的世界相契合,它具有必然性、可控制性、可计算性等。     

关于一二元统一说

一二元统一说建立在感物说、天人合一说和辩证唯物主义等思想的基础上,承认一元论的宇宙观是根本前提,人与自然两分、各自独立存在的二元论思想不能颠覆一元论的宇宙观,实际上居于二级视野,是分析哲学意义上的概念,这样就从学理上化解了一、二元论长期对峙的矛盾。     

在经验与先验之间——兼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在探寻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规律、获取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的过程之中,如何既避免“理不离境”的经验主义错误,又规避超越时空的先验主义谬误,显然是迄今为止在学术界仍未得到明晰的认知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经验论一样,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先验论,无疑偏于极端和绝对。将经验与先验相统一而形成的有机认识论或普遍主义认识论,或许是更为合理的认知门径。而对于这一门径的找寻,正是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群体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社会职责和独有优势,在于它以必要的逻辑思维训练为前提,超越经验知识,通过知识占有和因此获得的思想力量,以先验与经验有机结合所获取的洞察力,批判性地洞悉、预判事物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对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前景作出必要的预警和展望;同时,在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之中,探求、发现与抽象出远高于具体经验知识的共同经验知识及文明成果,也即体现事物发展之真理性的普遍性理念,最终积淀而为超越时空的共通性文明成果,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信息与唯物论“第四形态”

信息概念的产生并不表明出现了一个超越于物质和精神之上的更高的哲学本体 ,从本质上说不存在信息概念超出并推翻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问题。因而 ,“辩证虚物论”者所主张的把世界上的一切存在划分为实物和虚物 ,并以此取代物质和精神概念 ,认为实物宇宙实际上是虚物主导化的世界 ,究其实质不过是精神支配和决定物质的翻版。所谓辩证虚物论或唯物论第四形态不过是个人主观臆想的东西。信息概念不是推翻而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修身之道与治国之道的统一——古代行政管理经验的总结之作:《大学衍义》与《大学衍义补》

儒家学说以为,如何造就完美人格,对于社会的领袖人物与精英人物至关重要。《大学》一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但这至多只是提供了一种道德原则和实用知识的理论"间架"(朱熹语),如何"填补"和充实这一理论"间架",则是留给后世儒者的任务。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两部书集古代政府行政管理经验之大成,被当时及后世称为"帝王之学",是帝王以及各级官员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