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之区别及其意义——张载《大心篇》解读兼论其知识论

学界一般将张载的＂德性所知＂等同于＂德性之知＂,但是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凭借德性所认识到的大全、整体的知识,其实质是对世界的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后者则单纯是指关于道德的知识。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都属于＂德性所知＂,都是＂德性所知＂的一个部分和局部。在张载看来,任何局部、片面的知识都不能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只有整全的知识才能够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张载是在＂知识——人性＂的框架内思考知识问题的,人性美好问题成为张载知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论心性论视域中张载的三种知之辨

张载在其思想体系中提到三种知：见闻之知、德性所知和诚明所知。我们联系张载的人性论、工夫论中的相关内容,对这三种知的具体所指和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分疏后,可以得知见闻之知和后者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知。德性所知和诚明所知所指实为同一本体,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工夫与修养的不同。     

理学家的"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理学家的"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感性认识".认为理学家的"见闻之知"有相类似于"感性认识"之处,但并不等同于"感性认识",而其"德性所知"与"理性认识"之间不仅没有相似之处,而且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从它们的来源、内容以及彼此相互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两对范畴及其关系.     

张载“心解”诠释学的理论特质

张载的哲学思想具有原创性,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对张载独特的诠释学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张载的诠释思想集中体现为“心解”二字,“心解”具体表现为“濯去旧见以求新意”的诠释目的,张载以“濯旧求新”的模式实现对孔孟之说的传承,他从观书和求理两个角度强调了求新的必要性,“开昏蒙”是求新的直接目的,朱熹对张载这一诠释目的十分推崇,多次阐释这一思想;张载以“心解则求义自明”为诠释原则,他认为心有“天心”“地心”之别,其中“人心”是张载心论的主体,具有德性之心与知觉之心的二重含义,“心解”中的“解”是“心”的知觉能力,合“德生之知”与“见闻之知”才能“求义自明”,通过“德性之知”收摄“见闻之知”形成“自诚明”,强调宏阔的“天人合一”宇宙意识,建构细密的“致知穷理”的知识理性;以“心解”为基础,共同指向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治学理念与人生抱负,可见他的“心解”诠释学既是一种认知性的理论,又是一种指向个体自我修身的实践理论,其从继承性、创造性、延展性方面提升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文化,更是在身心实践上对圣贤意志的体贴与发扬。     

张载圣人观探析

张载认为圣人的主要特征是:在主观修养方面,圣人能够知礼成性;在认识能力方面,圣人能够超越"闻见之知"而达到"德性所知"的境界;在与道、万物的关系方面,圣人能够体悟天道,应对万物时兼体而不累。张载所认定的模范圣人是孔子,同时认为他自己的心性修养水平也已接近圣人。张载的圣人观维护了传统儒家积极入世、注重道德修养的立场,但同时有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以“尊德性而道问学”论认识活动中的认知与评价

传统知识论把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割裂开来,然而,认识活动总是包含着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这两个方面。儒家之“知”既包括客体事实更包涵价值事实。在儒家传统中,尊德与重知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活动中的认知和评价的有机统一可以用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来表述。     

张载关学的思想要旨

张载关学思想的要旨在于,提出了"太虚即气"、"气为本体"、"气化万物"的唯物主义宇宙观,进而论证了"气"不消灭的物质永恒论;以"太虚即气"为理论基石,提出并论证了"天人合一"思想;用"一物两体"揭示和论证了宇宙万物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和论证了"太和之道"、"仇必和而解"的中道观、方法论;提出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论;创立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伦理道德观.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论之当代意蕴

西方当代批评学派(包括女性主义)对西方传统之知识论提出了质疑,反思的问题指向了当代批评学派构思中的新知识论,甚至伦理。新知识论强调主体的价值取向(善)与知识(真)的关系,以及重新厘订“客观性”的涵义;同时关注知识主体(人)与知识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中国传统的理性之知(真)及德性之知(善),被视为相通及相辅相成的,“穷理格物”、“格物致知”比西方传统知识论有丰富的涵义;人与自然同出一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超越性思考打破了西方式认知中“主体—客体”的二元格局;儒家“道德理性”中知识主体同时超然同时受场境影响的特殊活动,有别于西方传统知识论中强调的“客观性”。中国哲学关于知识的思考涉及“前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体性存有”。     

高拱认知论思想探析

高拱的认知论思想大致可归约为四个方面:即"事必求其实"的求实论、"虚心以求其是"的求是论、"贵乎知而能行"的知行论、"见闻"与"问学"的知识论。高拱的认知论思想蕴涵着求实、求是、实践、批判等精神品格,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王阳明关于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分辨与联结

王阳明从早年"取竹格之"至龙场自悟"吾性自足"的为学进路,其实就是沉潜良知与见闻之间紧张关系的过程。王阳明并不反对见闻之知,只是不能认知识为良知。相较而言,他认为良知天理比见闻知识更值得欲求,如"精金喻圣"。倘若迷失良知,徒以"知识技能"相较量,则为王阳明所深疾,如"拔本塞源"之论。在严辨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基础上,王阳明提出"见闻莫非良知之用"与"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二种联结良知与见闻之知的方法。     

当代知识论的德性转型——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米建国教授学术访谈

2014年,E.Sosa、M.Slote和米建国三人分别代表德性知识论、德性伦理学和中国哲学共同宣称一个德性转向的时代已经来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存在"德性转向"。目前,学界存在两种德性知识论:一种是以E.Sosa为代表的"德性可靠论",认为德性知识论要面对知识的确定性问题,面对怀疑论的挑战,它要思考如何通过我们可靠认知机制来获得一种知识上的确定性。这派的影响力更适合当代西方知识论的主流后盖梯尔(Post-Gettier)的传统。另外一派是以L.Zagzebski为代表的德性责任论,是一种以人格特质为基础的德性知识论,以伦理学的架构模型来处理知识论的议题。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Sosa一派是把知识当做行动在研究,即知识作为行动(knowledge as action),而Zagzebski是在谈知识的价值,即在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     

西方哲学视野下的知识与德性

知识与德性的关系问题至今仍然是值得人类思考的问题。追溯西方哲学史,大致经过了知识就是德性,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与德性的对立等立场。虽然西方亦重视德性之探索,但由于研究问题视角与文化背景之不同,最终偏向为知识论。      

试论王栋实学致用的经世观

王栋把经世看成是一种"家法"。他的经世家法说实际上是实学思想的反映。王栋十分看重儒学的经世作用。同时王栋主张讲学经世,他认为《论语》《孟子》之书是真正的人情事变切实工夫,是一种经世济用之学。王栋反对悬空论道,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详细分析了历来学者对知行关系的看法,认为知与行两者复杂关系的形成实由于"德性无假于见闻,见闻不离于德性"的交错变化而成的。于是,他对知行的种类作了详细考察,强调"心悟而身体",并把对良知的体悟看成是行的前提和关键。     

二程格物穷理说中的两种“知”

中国理学的创始人二程的理论中存在着唯物因素同唯心体系的矛盾.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表述格物穷理说的“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一对范畴上.本文通过对这对范畴的产生、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来揭示二程思想的矛盾性.二程理论的基点是唯心主义的“天理”,因而认定先天的德性之知是认识的根源.但是,在理论体系的逻辑发展中产生了构成闻见之知的主、客体条件,这就使得二程把以探索客观事物为特征的闻见之知当作人们实际的认识途径.     

"体无"何以成"圣"?——王弼"圣人体无"再解

王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突出了"体"与"知"的关系.文章力图探索王弼在道与无、言意象、体与知等不同方面,对圣人问题的解决;探索王弼通过"圣人体无"思想,化解中国传统中形上与形下之矛盾问题的努力;并指出王弼对问题的解决及努力,给后来思想史的发展仍带来很多问题.     

张岱年论张载神化思想与相关争鸣评析

张岱年推崇张载，将其作为古典哲学唯物论的重要代表。早在1937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就强调张载在宇宙本根论上是一种唯物论。1950年代以后，张岱年反复阐扬张载的气一元论唯物思想，认为神从属于气，是气的一种微妙变化。张岱年也指出张载思想中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都还有唯心论残余。与张岱年不同，吕世骧、邓冰夷、陈玉森、高羽、周清泉认为张载思想是一种“客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张载思想体系中，神是第一位和根本性存在。无论是以张载思想为唯物还是唯心，实际上只是揭示了张载思想的某些特征。张载思想中的“神”既非形下之物，也非宗教之神或主体之心，同时神也贯通在“物”与“心”之中；神是“一”,又内含着“二”的矛盾性，是变化的动力因。     

孟子的"明心论"与荀子的"博学论"的比较

孟子和荀子都尊崇孔子,二者都从孔子那里寻找知识和道德资源,并根据不同的理解形成各自的教学思想和观点.二者的分歧源自前者尊"德"而后者主"知",首先表现为人性论的不同解释,然后由人性论的不同解释演绎出二者不同的教学主张.孟子假设人性"善",主张"明心论",较注重德性修养,重视"思"、"行"和"自然之教";荀子假设人性"恶",主张"博学论",较注重知识学习·重视"学"、"知"和"人为之教".     

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     

"忘知之知"——试析庄子的"真知"

哲学上关于真或真实问题的讨论,一般都归属于知识论的范畴。尽管先秦时期的庄子对认知意义上的知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庄子哲学里完全没有关于真知的思想,只不过庄子所主张的真知并非西方认知意义上的知,而是一种忘知之知的大智慧。在庄子看来,人们若只站在各自有限的角度,把自然万物当成和自我主体相对立的客体来进行区别,而不顾及对象事物本身周流不息的自然情状,那么所形成的观点就只能是有限的。故他认为只有从道的角度来对对象世界进行观照,即以道观之,才能获得忘知之知的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