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求其通,解经须性灵——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

文章从“考据不是经学”、“实测与贯通”、“惟经学可以言性灵”三个层面,探讨了乾嘉学者焦循的经学思想。文章指出:焦循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体现了当时经学信仰与学术客体之间的某种紧张。焦循提倡实测与贯通,则开创了一种注重过程研究的经学研究方法。焦循强调无性灵不可言经学,走上了经学与子学的整合之路,为乾嘉以后经学研究转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学诠释理论。     

简论梁武帝与梁初经学的发展

梁初经学的发展与梁武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梁武帝极高的经学素养和帝王身份成为推动经学发展的有利条件。为发展经学梁武帝采取了发展官、私学教育,重视提拔儒士,由上而下带动习经之风等政策措施。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梁初经学得以复兴并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学风开放,综汇多家;其次,治经方法上,由两汉训诂发展为义疏体,成为训诂学上的一大变迁;再次,礼学研究成绩突出。可以说,梁武帝对梁初经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朱熹经学诠释与楚辞学革新

传统观点认为,朱熹楚辞学自觉扬弃了《楚辞》研究中的汉代经学标准,实现了楚辞学从汉学到宋学的历史转变,开启了《楚辞》文学研究的新篇章.但是朱熹的楚辞学新成就,却恰恰根源于其经学思想的变革.朱熹经学思想的"文道观""探求本义""沈潜反复"是其楚辞学得以树立新阐释原则和方法的根本原因;其经学"先体而后用"思想的成熟则促成了楚辞文体学的发展,实现了楚辞学从经学研究过渡到文学研究的关键转折.朱熹经学思想与楚辞学的内在联系说明,从朱熹经学诠释的角度研究《楚辞》文学发展,可以从根本上理解朱熹楚辞学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内在原因,并进一步认识朱熹楚辞学在中国楚辞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西汉长安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西汉帝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在经学兴起的时代,这里实现了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学人才的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这里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考察西汉文化史和西汉思想史,不可以不重视西汉经学在长安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经学史中的若干疑问,或许也可以因长安经学问题的说明得以更好的澄清。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汉代经学中的家法和师法辨析

经学师法是汉武帝设立师法博士的产物。家法一词东汉中期后才出现,可以指章句,也可以指称师法。师法包括经文本的文字、篇卷以及师法博士关于经的各种解说,重在经学的恢复和创新;家法重在经学的传承,家法一词的流行与东汉十四博士之后不再增设师法博士有关。夸大师法和家法的区别不符合两汉经学实际情况。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

清季新式学堂与经学的关系,背后有两条主线：一是“中体西用”立学宗旨的确立,使本为引进西学而设的新式学堂增设了经学等中学课程;一是分科教学,中学从整体一块到划分为经学、史学、文学等课程。经学作为中学的重要内容,不能在西方学科中找到对应,其在新学堂的安置问题,是解决新旧教育衔接转换的重要环节。经过张百熙与张之洞分别在壬寅与癸卯学制中的筹划,经学在新式学堂确定了位置。梳理学制和经学课程的关系,可以显示学堂系统下中国学问从不分类到渐趋专门的演变。     

试论钱大昕的考据思想与学术地位

钱大昕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兼擅经史的特点。乾嘉后学对他的极高评价证明他作为＂时间差＂标志点的合理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大昕一生的学术实践与苏州紫阳书院关系密切,紫阳书院决定了钱大昕的学术立场,同时钱大昕的治学成就也标志着乾嘉时代学院风气从心学到汉学的转变完成。     

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改造

戴震是我国 18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戴氏之学 ,博通经史 ,融贯汉宋 ,为乾嘉之际学术重镇 ,不仅在文字、音韵、经史、考据、天文、算学诸方面有专精造诣 ,而且对宋明性理之学有独到的批判诠释。他对“理”范畴的新诠释 ,对理学先验论的批判 ,对理欲之辨的新见解 ,对程朱“借阶”佛老思想的揭示 ,具有反封建启蒙意义。在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的乾嘉时代 ,尤为可贵。     

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

钱穆的文学研究不仅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深入经、史、子、集各部探究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出中国文学“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的审美精神。     

钱穆与张舜徽汉代经学研究之比较

钱穆、张舜徽二人,均被当今学界视为”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两人于经学之研治,亦皆在汉代经学上有专门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对二者汉代经学研究的比较,可窥见其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从而更好地解读两家经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以庄继易:钱澄之的庄学观

庄子思想如何定位,是庄学史上一重要问题。钱澄之作为清代“以儒解庄”的代表,尝试会通《庄子》与《周易》。其“以意逆志”之解释原则、庄本于《易》的核心主张、辞达而止的行文风格,皆独具特色。其中,某些观点深受觉浪道盛“托孤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