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行政法的产生——以全球治理为视角

全球治理推动新公共管理及与之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国际化,因此国际行政法的出现成为必然。国际行政法在实体法上体现为各国行政法律制度不断趋同与各国接受国际行政法律制度在国内直接适用,在程序上表现为以转致的方式适用外国行政法。针对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我国应当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可能会使我国行政法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参与制定规则的好时机。应对国际行政法潮流的制度基础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但实践应用尚处于"冬眠期",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态度来应对。     

论技术风险的国际治理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现代社会造成了日益繁多而复杂的风险问题。对此,在国内社会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治理机制,但仍然存在诸多的不足,尤其是在国际层面至今没有形成技术风险的全球治理机制。通过对现代风险社会中纳米技术发展风险及其治理不足的分析界定,得以明确纳米技术等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建构的客观基础。进而运用国际法上的基础原则和规范,分析论证风险全球治理机制应有的利益协调基础与结构特性,并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对技术风险活动领域国际责任的编纂和发展,初步构建了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的具体要素和内涵,以形成公正而有效的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     

规则挑战还是体系建设?——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欧美学界认知与解析

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对全球治理的议程和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欧美学界从角色界定、行为认知、政策因应等维度对中国全球治理观展开了深入分析。一方面，欧美学界认为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规则的挑战者，以选择性的方式从国际社会受益并拓展话语权；另一方面，作为国际格局中的新型角色，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同时中国自身也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并不会对现行国际秩序形成冲击。总体来看，欧美学界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认知既充斥着负面评价，也蕴含着理性分析，更有服务于欧美对华竞争的价值导向。积极应对欧美学界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认知，是未来中国提升外交影响力、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途径。     

全球能源互联合作机制构建研究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需要加快建设与之配套的国际合作机制,以便于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促进电力基础设施的投资、规划与建设,提升国际电力贸易规模和处理可能出现的争端。全球能源互联合作机制的目标是建设六位一体的机制复合体,包括多边对话机制、政策协调机制、投资保护机制、运营安全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建构全球能源互联机制的路径可以分为全球、区域\次区域和社会层面。全球层面主要依托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的治理架构。区域\次区域层面可以优先立足"一带一路"倡议、东盟区域一体化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在社会层面,实现政府、企业、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的通力协作,工作重点包括政府搭建规范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非政府组织和相关企业积极承担能力建设工作、推动形成投资机制和推动"电-矿-冶-工-贸"联动发展新模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

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一直随着国际社会基础的发展而演进,历经国际体系、国际社会朝着国际共同体阶段发展。在全球性问题和全人类共同挑战日趋严竣的今天,呼吁更高的组织化程度、更契合的合作目标和更发展的价值理念,来指导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发展。与西方个体主义、零和思维、倾向明显的治理理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从国际共同体层面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全球治理理念,包括全面系统的整体治理观、广泛协调的共同利益观和合作共赢的共同价值观,体现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要求。需要重塑分散的全球治理结构,引导各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和价值判断,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     

生态文明背景下中国妇女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始至2015年《巴黎协议》出台,对环境问题进行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妇女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成为一项摆在中国妇女面前的新议题,尤其在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妇女的参与不仅仅是有效的工具性需求,更有助于从制度上与理念上重塑国际与国内环境治理。中国妇女虽然已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横向互动与纵向互动的各层面中,但在国际层面上的交流与合作的参与度依然较低,而提高这一层面上的参与度对于中国妇女的自身发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只有实现妇女的全面参与,才能推动建立更为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制度。     

“一带一路”倡议下社会治理风险的解决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中国与其他参与国共同发展之路，它以中国"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为基础，搭建了一个让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为中国的开放发展构建了更深远的格局。但"一带一路"建设也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在当前全球治理遭遇危机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之下，如何构造和谐的国际关系与稳定的国内环境，为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打造良好格局，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具有内在契合性，因此优化我国社会治理的路径措施具有深远意义。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可以从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协力共筑稳定的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形成良好的社会情绪，提升社会制度的认可度、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等层面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优化，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构筑有利的时空环境。     

委托第三方立法起草的理论证成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变迁和民主参与理论的发展为第三方受委托行使立法起草权提供了政治理论依据;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为委托第三方立法起草导入经济学视角考量;新公共行政的兴起和治理理论的提出证明委托第三方立法起草具有治理层面的优势;私人主体分享立法起草权的行使并不违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立法领域的公私合作也契合了对话型行政法与合作行政法等新行政法理论的产生。不同视角的学理分析证成委托第三方立法起草具有正当的理论基础,实践层面的积极尝试与探索还需将这一制度纳入法治化轨道。     

新冠疫情危机与全球治理新态势

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治理危机,但也为全球治理新发展带来机遇。全球治理危机本质上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需要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治理主体的补充。新冠疫情危机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认识,并体现出危机下个体自我约束的重要意义,由此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始成为一种规范在国际社会扩散。危机之下国际组织表现出引领全球治理的乏力,相反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价值得到彰显。不同国家的不同治理经验体现了文明多样性的价值,国际社会需要加强不同文明间治理经验的交流互鉴,以此创新全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危机还带来了全球治理中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国际组织作为"老师"向作为"学生"的主权国家单向输出知识的传统模式,将向"师生互动"的新模式转型,国际组织将从主权国家治理中汲取更多智慧。特定议题内的关键国家也将在国际组织以外开展更多双边和多边合作,与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形成多层次互补关系,共同促进全球治理迈向新阶段。     

话语中的文化遗产：来自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启示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其20世纪60年代末的著述《知识考古学》中创造性地应用"话语"的概念探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并推广的"世界遗产"运动在40年的多层次实践中也改造并形塑了国际与国内层面上带有异质性及历史化的"文化遗产话语"。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这一"话语"视角对理解与反思"文化遗产"话语在国际、国内语境中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有效路径。     

基于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工业品批发体系重构策略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在实践领域和理论研究领域的兴起,嵌入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已成为我国企业升级和"走出去"的重要选择,但是这一过程中,我国企业却广泛地产生了"俘获效应",并陷入"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根据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与企业升级类型之间的匹配关系,分析了导致我国企业陷入升级困境的原因,并结合"微笑曲线"分析,指出构建国家价值链(NVC)是我国企业走出升级困境的重要路径,而构建国家价值链势必要求重构我国现有的工业品批发体系。对此,从技术层面、主体层面、功能层面、制度层面系统性提出了面向国家价值链构建的我国工业品批发体系的重构策略。     

制度型开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

制度型开放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改革的制度路径。制度型开放是不断深化和升级的过程,在早期制度型开放过程中,我国通过制度学习,主动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我国在具体领域供给一定的国际制度,促进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国国际制度供给与原有制度形成国际制度竞争的局面,引发霸权国的制度挤压;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我国通过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利用国内市场资源优势,深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由此可见,在未来中美长期制度竞争过程中,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将呈现复杂化趋势,我国需要实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在强调制度改革和兼容性的同时,在各项具体制度和机制中进行广泛竞争与合作;同时,在构成性原则层面坚持底线,并保持制度互鉴的开放性,提供更加包容普惠、有效治理、公平正义的制度,做好区域制度的持续性供给,提升我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国际行为体多元化探析

文章首先以时间为顺序,分三个时段回顾了国际行为体日益多元化的历程。经济全球化、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国内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是行为体日益多元化的主要原因。行为体的日益多元化,在理论上对传统的“国家中心论”提出挑战的同时,在实践上也产生巨大影响,包括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提出挑战、对全球治理有利有弊、对国际体系的变革产生影响。将来国际行为体的种类会更多、数目会更大、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范围更广、地位也更显著。     

国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综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虽然国内学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内涵、特征、面临的挑战、构建路径、价值定位等多方面展开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需要国内学者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国际领域的研究,突破以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方法,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     

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领导：德国外交路径及其启示

德国所颁布的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不仅成为其国内低碳转型的核心支柱,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外交政策和战略定位。鉴于可再生能源议题在联合国层面一直滞缓难行,德国用了将近三十年的外交实践来推进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的制度化进程,通过召开国际清洁能源大会(IRECS)、建立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等多元路径塑造自身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领导力。基于对制度性领导概念内涵和运行机制以及德国外交发展路径的系统性分析,可以看出德国通过企业家型、话语理念型和方向型领导路径来打造一种制度性领导优势,且不同制度性领导路径之间相互支持。面对各种阻碍势力和制度性竞争者,德国通过话语框定、主场外交、议程嵌入、盟友寻求及共识网络建构等外交策略选择不断推进其制度性领导步伐。鉴于德国制度性领导的外交路径经验,中国需要利用自身在可再生能源上的结构性优势,通过灵活多元的可再生能源外交,提升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绿色制度性话语权。     

全球治理视野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提升研究

全球治理效果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存在内在关联,全球治理的"实效"会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勃兴,而全球治理的"失效"则会加速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衰落。从实践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球治理中面临"失效"境地,比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在全球治理中的"失效"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球治理中逐步发挥出"实效",比如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和谐世界"理论、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治理中的"实效"。因此,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必须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球视野转向",运用其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并促进它的全球传播。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能源博弈与国际法律新秩序的生成

无政府状态下的能源博弈存在有序性,但也有博弈规则的创制民主不足、约束不平衡等法治阙如.而国际法律新秩序是一种有序有法的状态,能源猎鹿博弈为国际法律新秩序的必然生成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路径.能源博弈的全球性与重复性是其生成动力.正在生成的国际法律新秩序有以下品格:以国际和谐社会为理念,以国际能源合作为路径,以运用国际法的治理为依托.为了更好地参与国际能源博弈,我国在国内层面应加快能源法的出台,在国际层面应推进多边能源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机遇、挑战及应对

"一带一路"的实施在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加强国际交往、塑造良好外部环境等方面为治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可能引发大国之间在西北民族地区周边新的政治博弈,加剧传统因素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冲击,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变量。在国际层面,为有效克服和应对当前挑战,需要以战略互信为基础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努力压缩和减少传统影响社会稳定势力的外部活动空间。在国内层面,内置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考量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需要营造良好的治理环境,打造以公平、公正为契机的社会稳定的全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