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考

从"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状以及重要意义方面进行研究,在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笔者提出了: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发展,加强经贸与技术领域的深度合作与交流;加强政府间的国际合作,建立政府间的高效沟通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布局,提高全球治理能力的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话语

"一带一路"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向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更是中国话语权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其过程表现在:前提条件上,"一带一路"沿线和相关国家经济上对中国依赖度较高,为中国在规则上的话语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区域分工上,顺应产业沿"一带一路"向低发展梯度转移的趋势,中国在产业链上具有制高点主导优势;治理结构上,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由多边体系朝双边化区域化发展,"一带一路"为中国构建了新的"朋友圈";历史机遇上,中国倡导的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与欧美兴起的保守主义相互对比,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声音"越发洪亮和有吸引力;机制设计上,"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灵活高效的规则体系更适合各地区发展实际,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的引擎

面对当今全球经济增长缓慢、逆全球化倾向凸显、新兴经济体崛起等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需要基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更加平衡的全球治理机制,即新型的全球化。在阐述新型全球化的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是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制度体系的一次系统性倡议,是为推进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实现互利共赢而进行的前瞻性和探索性的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赢、共建、共享"的方式推动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向更具公平、更加和谐、更有活力的方向变革,从而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擎。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保障,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搭便车"国家增多、传统治理机制"失灵"、安全困境尚未走出、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且兼容困难的背景下,中国要循序渐进,从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战略引导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坚实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

作为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着人类社会价值重塑和实践重构的双重使命。"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是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诉求的话语实践,始终围绕着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旨义、建设"五个世界"实践目标和构建立体化的传播路径而展开。"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是推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变革的中国探索,对有效促进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和"一带一路"实践进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下社会治理风险的解决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中国与其他参与国共同发展之路，它以中国"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为基础，搭建了一个让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为中国的开放发展构建了更深远的格局。但"一带一路"建设也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在当前全球治理遭遇危机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之下，如何构造和谐的国际关系与稳定的国内环境，为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打造良好格局，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具有内在契合性，因此优化我国社会治理的路径措施具有深远意义。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可以从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协力共筑稳定的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形成良好的社会情绪，提升社会制度的认可度、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等层面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优化，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构筑有利的时空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考

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竞合格局中如何克服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梳理出“一带一路”治理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治理模式——蓝海全球化与陆路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能输出的平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进行产业对接和生产要素资源整合.从目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TPP和TTIP导致中国依托海路的“资源—加工—消费”模式的蓝海全球化受阻,而陆路全球化经过中亚和中东欧,直通欧洲,北接俄罗斯,南下海湾地区,将会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格局.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层面,文章提出了构建大区域竞合格局、分层次承接产业转移和推动经济转型中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重视并应对经济周期,发挥亚投行的作用,建立产融互动布局下的微观经济发展模式,搭建智库平台与政府间的高效沟通机制,以及在政策层面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产业布局等.     

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研究

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形式,其构建呈现出公共性、层次性和作用领域多元性等不同以往的特点.中国正通过参与和构建不同的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未来中国在参与和构建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过程中,要注重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保障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路径选择上,应积极加强与各类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与周边国家加强执法协作,进一步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中国海警局应在中国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RCEP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困境、机遇与路径

为识别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挑战,探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的机遇,对中国借力RCEP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机制建设滞后,个别国家蓄意设置治理障碍,逆全球化浪潮削弱了改革共识; RCEP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新的契机,有助于重构合理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消弭单边和霸权主义障碍,弥合全球多边政治互信; 中国亟需紧抓RCEP签署的机遇,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凝聚区域经贸合作伙伴力量妥善处理中美竞合新关系,积极探索全球投资贸易治理机制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RCEP框架良好对接,守护多边主义,巩固政治互信。     

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由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性人类困境问题使传统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全球性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由此兴起。西方理论界在多个维度上探讨关于全球治理问题，涉及到民族国家主权、公民社会、世界主义民主模式、文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同时，各国政府、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等也纷纷转变传统的行为模式，为全球治理的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探索。     

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

20世纪后期以来,尽管全球治理已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现象,但全球治理之共识价值的贫乏,却导致全球治理呈现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和距离。这对于全球治理的健全推进是不利的。因此,寻求全球治理的正当价值基础,就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的精神建构任务。基于西方与非西方的价值分歧和文明冲突,建构全球治理的共识性价值,其前提是走出追究价值发生学意义的狭隘境地,其特点是兼取、综合西方与非西方不同传统价值体系的底线价值理念。     

制度型开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

制度型开放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改革的制度路径。制度型开放是不断深化和升级的过程,在早期制度型开放过程中,我国通过制度学习,主动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我国在具体领域供给一定的国际制度,促进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国国际制度供给与原有制度形成国际制度竞争的局面,引发霸权国的制度挤压;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我国通过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利用国内市场资源优势,深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由此可见,在未来中美长期制度竞争过程中,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将呈现复杂化趋势,我国需要实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在强调制度改革和兼容性的同时,在各项具体制度和机制中进行广泛竞争与合作;同时,在构成性原则层面坚持底线,并保持制度互鉴的开放性,提供更加包容普惠、有效治理、公平正义的制度,做好区域制度的持续性供给,提升我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经历全面恢复、确立与完善开放体制、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型及转变战略倚重等四个重要阶段,日本逐步崛起为世界级经济大国,并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但鉴于日本与国际经济体系联姻的特殊性,以及严重的对美依赖性、利益驱动性以及地区导向性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一直都没有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迫于自身经济发展的亟需,日本将建构经济合作治理机制的重心落在了亚洲地区,并觊觎依赖"先地区、后全球"的战略路径,拓展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影响国际政治演进的社会因素——全球公民社会的视角

全球化的发展为国际政治的演进注入了许多新变量,其中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具有深远意义,它反映了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日益上升的作用。全球公民社会是在新的条件下对国内公民社会的超越和发展,其行动者积极参与国际公共事务,已成为除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外的一支新生力量。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将对国际政治的运行构成某种制约,影响国际社会中的价值分配。尽管全球公民社会还很不成熟,但它在完善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方面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需要积极处理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国际法视角下的互动问题再思考

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是两个具有不同历史和时代维度的理论体系,国家主权是建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基石。而国际法的发展及其价值取向的转移又为全球治理理念的兴起创设了条件。因此国际法正是推进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两大理论体系协调与交融的重要制度平台。     

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既能相互促进也能相互制约，并且，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可以使其作用关系最终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建构的。     

全球价值链的模块型治理模式研究

价值链的治理问题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决定因素进而分析了不同价值链治理模式间的转换和演进，特别对模块型治理模式内不同价值环节模块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剖析。并且本文认为嵌入模块型治理模式的全球价值链，既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基本途径，又是升级结果的体现。     

商业贿赂的全球治理及其启示

商业贿赂的危害和影响超出国家界限,呈现出全球化特征,需打破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诉求新颖的全球治理理念。商业贿赂的全球治理在国家、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三个层次上展开,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商业贿赂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