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儒家秩序需求与君主专制政治

儒家思想代表了小农社会生存权利的现实秩序需求。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要求儒家与现实政治结合,儒家的政治理想要付诸实现,必须依赖一定的政治权威。儒家理想的实现并不以否定业已存在的君主的统治为前提,相反,儒家认为君主政治怀有维护民众生存与安宁的实质性目的。但是当儒学不断论证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时,它也因过分服务于现实政治而成为政治的附庸,同时也因为君主政治秩序的不稳定而引发了对儒学的认同危机。     

析小农的皇权政治心理及其形成原因

皇权主义既是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潮。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主义长期存在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乃是小农非主体性的“真主”意识和皇权文化心理结构。小农皇权政治心理的形成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和文化原因     

魏晋南北朝经学述论

魏晋南北朝经学述论李金河儒家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它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以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始终蕴藏着潜在的生命力，成为维护和支撑封建统治政权的精神支柱。历代有头脑的封建统治者在巩固政权的实践中，都把儒家经学...     

略论中国宗族政治文化的生长机制

宗族政治文化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它在我国历史上长盛不衰,是有其深层的根源的,那就是:小农的经济基础、专制的政治传统、封闭的社区结构。这三者结合成为宗族政治文化稳固的根基,使之得以在各个时期生长、繁衍、渗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重要精神控制力量。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小农经济是其滋生的温床小农经济形式是一种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经济形式。在我国历史上,这种生产形式源流很长。早在原始社会农村公社时,每户家庭通过从农村公社均分得同量土地来进行耕种;而在奴隶社会,奴隶主按井田划分等量地块给每户奴隶来…     

经学与汉代的制度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受经学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汉代在推进和强化政权建设、建立健全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将儒家经学当做重要的理论依据,将儒家经学奉为最高的思想权威,武帝以后出台的选官制度、经济政策、救灾措施、法律制度等,其中无不闪动着经学的身影,无不与以经治国有所关联,而此举又从不同方面大大推动了我国古代传统制度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嵌入动力与发展困境：农民林业合作组织研究述评

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组织是以合作经济为基础,因此在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社会组建合作组织事实上是嵌入而非自觉生成的结果。经过对现有的林农合作组织研究进行梳理,在归纳合作经济嵌入动力的基础上,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视角,指出影响林农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小农民本(而非民主的传统)和小农的分散性,以及小农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并以区域的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层面去解释农民林业组织合作的困境。     

国际金融危机常态化背景下维护中央权威的作用及措施

忽视政治因素及其影响是产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维护中央权威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在金融危机成为常态且破坏性日增的国际背景下,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央权威不仅有助于保持中国社会的政局稳定,而且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独尊儒术”与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大事,本文从传播的角度,指出这一事件使儒学传播形态产生了根本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儒家思想从自由化向权力化转变,其二是儒家文本从知识化向经学化转变,其三是儒家创始人从常人向圣人转变.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不仅对中国思想史,而且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吕思勉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继承与扬弃

在学术研究上,吕思勉曾深受康有为今文经说的影响,但由于他是以新史家的眼光研治经学的,因而又逐渐摆脱了今文学派的束缚,最终实现了对今古文的贯通研究。在经世思想上,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直为吕思勉所奉仰,并且成为他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吕思勉对康有为经说的继承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走向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论《白虎通义》的经学特色

《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经学政治法典化,帝王圣人化,经学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皇帝组织大臣、儒生们通过白虎观会议辩论古今文经学的异同,调和古今文经学的矛盾,求同存异,统一经学思想。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圣人和五经谶纬化,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浓重的谶纬神学色彩。     

论孟子《诗》说在汉代的影响——以齐诗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学人社集与清初经学

学人社集是明清之际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群体,以往的学者都视其为“党社”或者“文社”。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爬疏,对学人社集的经学取向、经学活动和崇尚汉代经学理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学人社集中剥离出传统经学在清初新的走向,从而探考清代经学兴起的历史动因。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今古文之间绝非壁垒森严,水火不容,其争点仅在<左传>.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古文经学家多通人,这是融合的学术基础.今文经学的腐败,则提出了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只能走融合的道路.许慎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贡献,而郑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     

论王充对王肃经学的影响

王充对魏晋经学产生了不少影响,这在王肃经学中得到典型的体现。王肃之父王朗在会稽任职时获得《论衡》一书,王粲将《论衡》一书带至荆州,王肃之师宋衷与王粲同为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因此王肃接受王充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事。王肃以求“实情”的治经态度对当时盛行的郑玄经学作了辩证地批判,这种治经态度和批判精神当多得益于王充。王充是东汉时期反对谶纬的健将,王肃亦反对谶纬学说,在经注中常对感生等现象作理性化的解说。王肃经注具有平易质实、简洁精炼的特征,这种风格与王充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等的影响有不少关系。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钱穆两汉经学研究之方法论

国学大师钱穆的两汉经学研究方法论是值得悉心体味与总结的。本文主要论其四个方面:破门户之见,自由研究经学;辨析时代潮流,深知经学精神;就史以论经,史学与经学互动;广心沉智,持平而论。循此不仅可以有效地研究经学,而且还可以卓有成效地推演到整个学术研究中。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