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的“四不”叙事追求

王安忆是新时期文坛的重要作家,其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以及旗帜鲜明的叙事追求,吸引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其叙事特征。王安忆探索推进创作的小说叙事理论,尤以1988年发表的叙事"四不"追求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1988年至今,其"四不"叙事追求中的某些观念悄然发生变化,随后的小说叙事实践也部分地实现了其"四不"叙事理想。王安忆的"四不"叙事追求、小说实践及其不要独特性却形成的独特性,都将给作家的长篇小说叙事带来有益启迪。     

王安忆:全知视角下的生命本相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安忆大多数作品中,由于叙述人还没有成为充分自觉的独立叙述人,因而,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确切的视点和角度,小说的视角大多呈现断裂错落的状态。＂我＂在引导读者关注这个故事,叙述人＂我＂虽然是第一人称,但＂我＂的叙事却是全知全能的。＂我＂时时侵入＂她＂或＂他＂的内心世界,因此,＂我＂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一个全知视角,已经隐伏了王安忆日后叙事方式转变的萌芽。     

多元叙事的尝试：论王安忆的《长恨歌》

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显示了鲜明的边缘人叙事、新历史主义叙事和个性化叙事的特征,对于习惯中心话语的读者提出了新要求,也是一种文学多元化所导致叙事多元的必然。     

混合三教 以儒为本——论《封神演义》的整体文化特征

《封神演义》的整体文化特征是＂混合三教,以儒为本＂。三教的思想与内容在《封神演义》中呈现为混合杂陈的状态,但其思想的根本却是正统儒家思想。其主要表现便是对儒家的革命思想、忠孝思想和仁政思想的认同,且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特征。＂混合三教＂是该书民间叙事特征的反映,＂以儒为本＂是该书正统叙事特征的反映。编者＂奇正并存,执正驭奇＂的叙事策略是这一整体文化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的叙事策略

不同的身世阅历、艺术个性促使张爱玲王安忆在上海小说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张爱玲的小说追求一种激光般的深度的艺术穿透力 ,她的意象化叙事与反讽叙事侧重于将读者的感受导入人的内心世界。王安忆则喜欢在广阔的时空里展开动人的画面 ,她的叙事由直观写实向元叙述的转变 ,表明了她追求的是广度的艺术辐射面。王安忆比张爱玲更具宽阔的文化视野与不懈的艺术追求。     

论王安忆小说的叙事技巧

小说叙述方式的革新是 2 0世纪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王安忆前期的小说无论是客观叙事 ,还是主观叙事 ,基本上都采用传统的叙事方式 ,而在她后来的作品中 ,说故事的人在作品中的地位则日益被强化 ;在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上 ,前期偏重呈示 ,近期偏重阐释 ,但就整体而言 ,则阐释多于呈示 ,表现在语言运用上 ,则是对抽象构筑性语言的广泛运用     

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一解

王安忆的小说对日常生活叙事进行了新的开掘及价值发现。"上海的芯子"的内涵———日常生活的恒久性是王安忆上海小说的灵魂。王安忆艺术地呈现了这种日常生活的永恒意味具有个人性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也以人文态度发现日常生活的诗意,显示了作家在日常生活叙事背后的精神向度。     

城市的记忆：在时间与空间中叙述

王安忆虽然把琐细的民间生活作为对城市生活的纪录,但是她的小说叙事并没有因为这种叙述而滑向狭窄、封闭的一面,在她的小说叙事中,王安忆努力打造着历史时间的隧道,不断地变换着空间场景,以此来表现城市的生态、精神.     

世俗化的圣骨匣--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城市历史叙述

王安忆在小说叙事中有意偏离和淡化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她在一系列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中开启的人们对城市历史的记忆,大都带有史诗性与个体性相互融合的特征。     

从“表演叙事”到“直言咏事”——对乐府叙事艺术反戏剧化倾向的历史考察

历代乐府叙事作品按乐府类别、时代和叙事特征分类统计,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乐府叙事作品中戏剧因素的发展演变,揭示乐府叙事作品的反戏剧化倾向。这一倾向具体表现为四方面：一是作者由幕后走到台前;二是改人物语言为叙述语言;三是变动作性强为抒情性强;四是变细致描写为简洁叙述。乐府叙事艺术反戏剧化倾向的形成是乐府功能和表演形式变化的表现,是文学的自觉和诗歌审美观念发展的表现,也是诗歌声律追求与戏剧要求相冲突的表现。汉乐府叙事作品适应了戏曲＂表演叙事＂的要求;后代乐府则脱离表演＂直言咏事＂,与戏曲＂分道扬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王安忆小说的代际意识与性别政治

一直以来，基于性别差异的普遍主义的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研究的前提，研究视野偏狭于抽象的女性主义政治，却忽略了国族、阶级、代际等范畴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影响。王安忆小说宏阔的历史意象、别样的性别政治以及“共和国之女”的身份认同，使其所建构的女性图景具有更为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内涵。对王安忆小说的代际意识与性别政治的研究，或许能突破那种偏狭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思路，从而能在一种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建立女性主体意识的新想像。     

谢林的艺术特征论

艺术理论在谢林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谢林不仅对艺术的本质作形而上的探讨,还多角度地分析了艺术的特征。从艺术与自然的关系角度看,艺术超越自然;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上来看,艺术是科学的基础;和手工艺品相比较,艺术又明显体现出纯粹性和超功利性。谢林的艺术论,不仅对西方现代美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吸引人们不断地做出努力,搞清楚艺术存在的理由和巨大魅力。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论赵本夫小说的苏北地域文化特色

赵本夫的小说有着浓郁的苏北地域文化特色,这些特色具体表现在小说人物的语言与性格上,表现在赵本夫对黄河故道一带土地与人的持续关注上,也表现在他对家乡历史与地理的熟稔上。赵本夫是当代江苏文学版图南北两极中北方写作的代表。     

小说《边城》的诗性特征

研究沈从文诗体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特有的美学价值,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指出《边城》不仅是优美恬静的牧歌也是荡气回肠的悲歌,还具有哀婉迷离的挽歌意味。分析表明：沈从文确实是把小说当成诗来写的,其创作的写意特征与独具的美感在现代小说艺术中是独树一帜的,给同代乃至后作家树起了一个标杆。     

散文化的田园抒情诗——以《桥》为例浅析“废名风”小说的文体特征

废名是京派前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独创性地将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理论应用到了小说写作领域,将散文化写作与乡村题材、诗化语言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化诗体小说文体,对京派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及促进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文体的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废名的代表作《桥》为例,从非情节化的散文诗式结构、归隐与禅心的静寂意境、简洁幽深的诗化语言三个方面对废名诗体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     

瞿秋白旧体诗词对古典韵文接受生态之审美

瞿秋白是集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文学家、诗人于一身的我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秋白的旧体诗词意蕴深厚、意境醇雅、形式多样、古色古香，别具艺术审美价值。就诗人旧体诗词对传统古典韵文接受生态之视角，对其集句诗、仿拟诗、打油诗以及意境与诗源之美接受诸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其旧体诗词既有对于古典韵文外在形式的仿拟，又有对于古典韵文内在意境的汲取，内外结合，形神兼备，“采铜于山”，“自铸伟词”，出神入化，从而构成了秋白旧体诗词的真、善、美与雅、婉、秀兼容并茂的艺术审美特征。秋白旧体诗词之美，主要源于家乡贤哲的熏陶、书香门第的承传、勤学苦读的磨砺及其时代风云的激荡等因素。秋白旧体诗词，无愧为中国三千年诗歌花园中的一株艳丽夺目而雅婉凄美的奇葩。     

I Have a Dream及物性特征选择与主题凸显等效分析

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名作I Have a Dream表达了作者渴望民主、自由和种族融合平等的梦,其诗意斑斓,语言颇具魅力。以此为例,运用了韩礼德的及物性理论,通过统计作者选择及物性过程的数量,分析其中不同的及物性过程,进而论述作品中及物性特征的选择对凸显作者意图和作品主题的文体效应,以此表明及物性结构的高频率乃是作者为表达自己的意图和凸显作品主题所作的一种选择。     

左拉自然主义真实观辨析

文章试图从科学性、生物性、客观性三方面来阐释左拉的自然主义真实观的本质内涵。左拉的真实观是他倡导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石,也是整个自然主义的理论前提。我们不能“以经立论”,更不能“断章取义”,而是要辨证地客观看待,还原其“真实”的核心实质。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论略

周作人自1939年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时止,六年附逆期间共创作散文430余篇.在周作人及其散文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为着彰显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而有意回避或淡化周氏附逆期间诸多散文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与错误;二是既已认定周作人是汉奸,曾为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之流歌功颂德,就对周氏文学思想、散文创作不加分析地一笔勾销.当下第一种倾向尤为严重.本文依据知人论世、知世论文原则,将周氏附逆期间散文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既实事求是地揭露周文的主要问题与错误,又对部分佳作予以肯定性评析,从而展示出它们与周氏其他人生阶段散文的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