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族产纠纷与法律调控

宗族是由族和房等支系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比如公共祭祀田和义田,有社会互助功能和文化教化功能,由族长和宗正管理,并且有规则保证其实施的一种社会组织。而族产作为家族或宗族的共有财产,主要有义庄田、祠堂田等。由于族产管理者如族长的权力很难受到限制,而族产本身处于流动中,所有权不确定,因此在族产所有与使用上发生了不少纠纷。尽管清代国家法与家法族规对此有不少规定,但是其效果并不好。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清代华北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

在清代华北乡村社会,虽然缺乏结构形态完整的宗族组织,但是宗族活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处理民众纠纷的过程中,州县官重视发挥乡村宗族的作用,多将民事诉讼案件转交宗族调解;而宗族组织为协调族群利益,维护宗族秩序,将调解族内纠纷作为其基本职责。华北宗族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控制功能

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时代,其对族人的控制与管理的功能日渐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徽州族谱的功能也较前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相对较为单纯的族史文献发展为过于突出"谱法劝惩"功能的教化文本.明清时期,仕宦、乡绅、商人等徽州宗族精英分子之所以积极参与族谱编纂活动,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利用族谱加强族内控制.以社会控制为视角来讨论明清徽州族谱的功能,似更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徽州族谱的本质.     

清明祭祖的人类学阐释

清明祭祀是宗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仪式性事件,这一事件不但关涉宗族文化的其他重要内容,如族谱和祠堂,还将宗族建构为一种活态的、流动的精神性文化。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民俗场"中,属于宗族的不同组成房份真切地上演着关于宗族的一幕活剧,是一种民间社会的微观政治学。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家族制度试析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其先祖赵必次是南宋皇帝的宗亲，南宋末年流亡粤，必次的曾孙宗远定居浮石，逐渐繁衍成今天浮石地区庞大的赵氏宗族。建国前，赵氏宗族遵循宗法家族制及儒家文化，聚族而居，以宗族自治，强调祠堂和祭祖的重要性，修族谱和频繁的祭祀活动，极大地团结族人，并巩固了绅民自治的政治结构。建国后，消灭了地主阶级及族权系统，但由于农业的手工劳动方式，血缘宗族家族依然是组织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改革开放后，经济多样化，且按民主、法制原则经营、管理，从而逐渐脱离血缘原则，浮石现正处在这一转型时期。     

明清家族共同体组织民俗论纲

明清时期是家族共同体组织成熟时期,丁口、家谱、祠堂、族产、家训族规等家族共同体的民俗要素与组织结构齐备,家族成员依照共同扶持的原则参与民俗活动。     

晚清湘军时代湘乡县域祠堂及特色

晚清湘军的兴起带来湘乡县域宗族的发展,进而影响这一时期该地区祠堂的兴盛。通过对多个家族的族谱和现存祠堂进行考察和研究,得出晚清湘军时期湘乡县域的祠堂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家族经济实力增强,宗族内原本合祀一庙的先祖分别建专祠祭祀,祠堂数目激增;祠堂规模扩大,平面形制呈两翼扩展的地域特征;细部装饰多样化,体现出湘军文化的渗透。     

元代温州的宗族建设

随着有元一代理学在温州的深入传播,最终促使温州士大夫接受并进行社会化的实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族建设.在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如族谱修撰、祖先祭祀、祠堂建设、族产兴置、家族教育、族人救济等领域的实践,使元代成为温州宗族走向明清时期全面繁荣的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明清苏闽族谱内容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相对于福建宗族,江苏族谱编撰条目更为丰富;科第也更为昌盛;祠堂义庄数量多,规模大。江苏宗族对传统儒家传统和教义更为恪守和推崇,现实功利性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而福建宗族对宗族身份的确认感和归属感需求强烈,更为重视信仰和风水,现实功利性更强。江苏宗族性格特征相对较为安于现状、遵循传统;福建宗族特别是沿海地区宗族更富开拓冒险进取的性格。族谱记载的内容是这些特征的反应和体现。     

浅论土家族宗族村社制在生态维护中的价值

宗族村社制是土家族社区传统的社区组织,宗族村社制中的族规家训和习惯法,不仅维护土家族宗族社区内的稳定,而且在生态环境维护和生态灾变的救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其加以调适利用,就能更好地维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论江头洲周氏族谱及其家族史的文化边陲意蕴

族谱是后代寻根认祖的依据,修谱建祠是为了提高、展示自己家族崛起、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是为了提高宗族声誉和本族在周边社会空间中地位的现实需要。在周氏家族的宗谱祠志上,具有深层的文化边陲意蕴,从中可以看出昔日宗族组织的表现形态和族众的旺族意识,更是传统文化边陲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表现出一种新的"并接结构",体现族群文化基因的内部转型。     

宗族的形成和构造

前言 宋以后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明清时代,以血缘为纽带的有着共同祖先的宗族集团在华中、华南一带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个宗族的特征是,在宗法之下聚集族人,拥有族田、祠堂等共有财产,并编辑族谱。[1]最近日本有好多学者进行了有关明清时代宗族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2][3][4][5]在这些研究中却没有说明宗族的历史特征,以及为什么在15、16世纪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日本学术界,1950/60年代曾讨论过关于宗族的特     

宗族内人名变迁的文化意义——以陕西省《米脂县万丰里高氏族谱》中的人名为例

人名作为称呼语,与社会背景、时代风貌、日常生活等因素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处在宗族谱系中的人名,由于宗族仪轨的约束,同时还带有某种宗族文化的色彩。本文从陕西省《米脂县万丰里高氏族谱》中的人名入手,对此族谱中人名的变迁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做出分析,并指出宗族中各代子孙按照族谱所定＂起字＂取名的情况正在消亡,族中人名典型地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特征。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的非兼容性

宗族组织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湘西的宗族组织还有小型化及封闭性等特点。近年来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然而由于其固有的一些特性,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民主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存在着不兼容性。如何诱导、调适,以便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文化视域下宗族社会功能的反思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其通过自卫生产、祭祖拜先、光宗耀祖、族规族训、赡济贫弱对传统基层社会民众的生存、凝聚、教化、自治、互助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亲缘情感和乡土情结潜移默化影响下形成的宗族认同演绎出"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并以爱家的伦理诉求和爱国的政治信念为基点升华为浓烈的家国情怀。在当代宗族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客观认识宗族的社会文化功能,在现代文明秩序中纠正其偏离、凝练其经验和价值,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千秋家国梦的重要路径选择。     

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主要由所在宗族的官僚、文人士子等精英承担，乡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演绎阐释，或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有助于乡族社区的移风易俗、牖民化俗，其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民国时期徽州宗族的修谱、理主活动——以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为例

族谱一向是宗族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但在正式刊刻的族谱之外，族谱编修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文书并不多见，却往往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聚焦的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抄稿本，是反映1920年代徽州修谱、理主的民间历史文献，其内容具体而微，从中可见民间修谱之实际运作情形。特别是书中收录了大批信函，为我们了解民间修谱之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少生动的细节。由张叙伦祠文书可见，在温情脉脉的宗情族谊背后，宗族成员之间有着诸多讨价还价甚至恶语相向的对话与谈判。较之正式刊行的族谱文本，该文书展示了宗族社会背景下颇为真实的一面——民国时期，旅外商人与桑梓故里亲族之关系呈现出松弛的迹象。而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迁居外地的支派，有不少已将生活重心由祖籍地缘转向了新的社会圈，他们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祠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人由最初的侨寓转而逐渐土著化，年深日远，对于故土乡族之感情日趋淡薄，对桑梓旧里之修谱活动亦不再热衷。二是由于故土乡族对于异乡侨居族人之资金支持存在着过高的期待，但在其时年年军阀混战、传统商业普遍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一味要求后者为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修谱活动提供太多的支持，显然极为困难。因此，在修谱过程中，宗情族谊与经济利益时常发生矛盾，彼此之间的冲突遂在所难免。     

祠联与中国古代祠堂文化

在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宗族社会中,祠堂可谓有其特殊的文化功能。它象征着祖先,象征着宗族组织,所谓“祠堂乃祖先凭依之所,又为至公执法之处”;它既是宗族凝聚的精神纽带,又是宗族首领代表祖先执行族权、体现宗族尊卑长幼之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认为《家礼》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是宗族礼仪一部新的重要经典。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规定进行了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