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海“无害通过权”在实践上的几个问题

领海是一国在其沿岸行使主权的水域。在领海上的一切人和物均受该沿海国管辖。这是现代国际法所公认的。但自领海法律地位确立以来,沿海国一般都允许外国船舶在不损害其安全与良好秩序的原则下自由地通过领海,不征收通行费,不对通过中的船舶     

避难地视角下区域性海难救助合作机制架构探究

由于海难救助制度存在缺陷及各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遇险财产难以获准进入位于沿海国的避难地,救助可能因而无果。鉴于各沿海国均有维护其水域环境安全之严重关切,有必要从公法上为海难救助制度的有效实施添加所需的因素,确立强制救助原则,建立以有条件准入制度、有效的污染损害赔偿制度、救助和防污染合作实施体系为核心的区域性救助合作机制,以此切实减轻和消除区内国家的有关污染和赔偿忧虑,责成区内国家合作采取救助及必要的防污染行动,有条件地为遇险财产提供必要的避难地以促成救助成功和环境安全。     

论国家豁免原则的发展趋势

国家豁免原则是经过长期的国家实践而形成的一条习惯国际法原则.考察十九世纪以来的国家实践,可以看出,在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两种相对的流向.本文试图通过对绝对豁免理论和限制豁免理论的分析,阐明国家豁免原则的发展趋势,并说明我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论在领海内船舶上犯罪的刑事管辖权

根据领海的自然属性及国际法对领海管辖权的有关规定,分析对领海内船舶上犯罪的刑事管辖权问题,得出在领海内“仅侵害船舶内部秩序的船舶上犯罪”由船旗国行使管辖权;沿海国只能对不是处于无害通过领海的船舶上的犯罪行为和处于无害通过领海的船舶上发生的“四种情况的犯罪”行使属地管辖权的结论,最后论述对在通过领海以前外国船舶上实施的犯罪,除在特定条件下的危害海洋环境的犯罪以外,沿海国不能在领海内对其行使管辖权的问题。     

空间碎片管辖权及主动清除的法律依据

国际法上空间物体、空间碎片的概念不明确,关于空间碎片管辖权的确定尚存争议,国际社会关于空间碎片主动清除的法律依据尚不能达成共识。根据外空系列条约的规定,可以进行"主动清除本国空间碎片"的合法性论证,例如登记国的管辖权、所有权国的所有权、发射国的监管权等。同时,根据国际法上的原则、规定和判例,可以找到有利于"主动清除非本国空间碎片"的依据,例如"同意""危机情况""船舶残骸清除"等。中国应当在做好充分法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空间碎片主动清除技术、国际谈判策略、国内法律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和建设。     

反霸权原则在现代国际法上的地位和作用

<正> 反霸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反霸斗争的经验总结,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大发展。反霸权主义是当前国际斗争的主要课题,反霸权原则是适应这一斗争需要而产生的现代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基本原则。由于它形成的历史不久,加上霸权主义的谬论影响,致使不少人对这一原则了解不够,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研究反霸权原则,进一步明确它在现代国际法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更好地运用这一原则开展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巩固和扩大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国际法上的分离权

国际法的自决与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不会产生冲突,而分离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自决不包括分离.分离权实质上是属于主权国家对其治下的一部分领土和居民的处置权;国内分离实体的分离企图和行为,因为严重危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而在根本上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所以国际法不可能发展出一种所谓由分离实体所享有的分离权.     

论国际法上的分离权

国际法的自决与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不会产生冲突，而分离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自决不包括分离。分离权实质上是属于主权国家对其治下的一部分领土和居民的处置权；国内分离实体的分离企图和行为，因为严重危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而在根本上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所以国际法不可能发展出一种所谓由分离实体所享有的分离权。     

对国家豁免若干问题的再思考——兼论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立场

豁免问题在国际法上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有了国际法,就有了豁免制度。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发展起来,成为近代国际法最根本的原则和基础,国际法上的国家豁免问题由此产生。尽管国家豁免问题在现代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但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本文尝试从辩证的角度质疑和剖析当前国家豁免的两种主要理论,并探讨今后我国在此问题上应持有的立场。     

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军事活动管辖权辨析

专属经济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设的具有特殊性质的海域,对这一特殊海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存在许多不确定和模糊之处。以中国为代表的沿海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强国都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出发,对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发生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作出利己的诠释。本文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依据,分析中美两国对发生在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立场与态度,得出的结论是外国船舶和飞机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的军事活动应事先征求沿海国的同意,沿海国在维护国防安全和资源主权之说的依托下享有对此事的管辖权。我国可通过国内立法、缔约、谈判等多种手段来解决争端,从而有力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和国防安全。     

激情与权威——霍布斯主权理论新释

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因强调主权者唯一的、至上的、绝对的权威而被视为"绝对主义",甚至被误解为"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究其根源,在于霍布斯试图通过赋予主权者绝对权威,驯顺臣民的激情,使臣民彻底摆脱倾向争斗的激情控制,服从正确理性和法律法规的约束。但是,霍布斯没有注意到主权者本身的权威也需要有制约和平衡,否则无法防止主权者的权力被滥用。该文从激情学说与主权理论的统一、主权理论的基础以及主权理论的行使之间的关联来探讨重构霍布斯的主权理论。     

“神秘之域”的产生与消解——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困境及其出路

受盎格鲁—萨克森和德国两种哲学传统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借助语言分析的途径 ,力图为“神秘之域”求得避难之所 ,但是却造成了可说的世界与不可说的“神秘之域”的分离。其后期哲学一改前期哲学的立场 ,不再对语言进行形而上的玄思 ,而是注重考察语言的日常用法。维特根斯坦正是通过“语言游戏”说与“生活形式”论 ,抹平了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的界限 ,“神秘之域”也因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而得以消解     

自然灾害国民财富损失研究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影响, 其实不仅仅在于“直接经济损失”, 其归根结底造成的是“国民财富损失”。按照曾经提出的“基于国民财富视角的灾害经济成本分析框架”, 对1998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国民财富损失进行了计算与分析。结果表明:(1)除了物质资本损失以外, 自然资本损失和人力资本损失同样不可小觑;(2)自然资本中耕地损失占了绝对比重;(3)即便仅仅依据劳动力对产出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推算, 人力资本价值损失已经占到了整个国民财富损失的1/3左右;(4)从自然灾害国民财富损失的构成情况来看, 大部分时候物质财富损失都是主要的, 人力资本损失次之。因此, 我们认为应当以“模糊”的“正确”去取代“精确”的“错误”。     

法西斯暴政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嬗变

自民族国家形成后 ,国家主权观念被不断强化和神圣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法西斯更是打着“欧洲新秩序”的旗号 ,鼓吹法西斯的极权主义国家观。这一以侵略、奴役、暴政为根本特征的绝对国家观念 ,不仅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而且直接导致了欧洲人民族国家观念的某种嬗变。而这种观念的变化 ,为战后欧洲一体化的起步奠定了思想基础     

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博弈及中国进路

网络的诞生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成为各国在国际话语权博弈场中新的角力点,大数据技术进一步拷问民族国家政府的决策甚至执政能力。美国凭借技术、语言、内容优势占据网络安全话语权博弈主导地位,中国须借鉴美、欧经验,秉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同时,制定网络安全战略,完善相关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推进国际合作,维护互联网正义,树立中国在互联网领域“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     

数字化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论

数字化给《三国演义》版本研究造成不少新问题,当务之急是厘清观念、思路和方法。要立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特殊性,不能以“对错”、“有无”作为衡量版本的标尺。“讲史”、“说三分”都不是罗贯中的创造,属于罗贯中首创的是“演义”体,这才是判别罗贯中原本的标志。命名合理的《三国志演义》是原书名,扌各不通的《三国志传》是后人的妄改。     

美国意象中的中国国际角色

美国对中国的国际角色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错误的认知,这些错误的认知与“美国意象”直接相关,而“美国意象”则来自于以“美国例外论”为基本传统的意识形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偏见,既有有意偏见,也有无意偏见,但都同样直接受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今天,由于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和美国自身利益的新变化,“美国意象”对中国国际角色产生了难得的认知“和谐”。不过,这种认知和谐仍然是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的,它不仅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而且在这种认知和谐背后有着严重的不和谐的政治意图。     

儒学现代化的一个知识论范式——以戴震为中心

在儒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开始关注知识论问题。然而,在程朱形上学的知识论中,“人心”“物理”“天理”同构导致知识并未获得独立的价值地位。伴随着儒学现代化的推进,在戴震的知识论中,认知主体存在着一个由“精爽”进于“神明”的能力提升和扩展过程;认知对象体现为“物则”“分理”“条理”等形而下的客观物理;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可知论的主客关系;认知主体通过对认知对象的精确审察,将最终获得“理义”的认知成果。戴震的知识论建构为儒学现代化提供了个案性的范式,在今天依然极富现代性的启发意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视域下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四个全面”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也表明尽管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相对贫困治理是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石。对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现实难点,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应为:一是创新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建立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化的对接机制、相对贫困的认定标准和识别体系、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对标机制;二是坚持内扶与外扶协同联动,建立一体化“扶智”体系,在乡村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增强其获得感,破解“等靠要”意识,强化内扶的动力之源;三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相对贫困群体的就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支撑体系,为相对贫困群体提供可持续发展保障。     

论国际政治中的“安全两难”

当今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对于“安全两难”的成因及其解决争论不一。结构现实主义认为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安全两难”产生的根源 ,只要国际无政府的性质不变 ,有求生欲望的国家就逃不出“安全两难”。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 :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间仍可通过国际制度来缓解甚至消除“安全两难”。温和建构主义认为 :“安全两难”是国家间互动的结果 ,所以可以通过国家的实践活动来彻底消除“安全两难”。事实上 ,后两种理论低估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所面临的威胁。所以 ,在“安全两难”问题上 ,结构现实主义具有更大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