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方司法改革中的法官制度

近代法官制度改革是地方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晚清司法改革结果。法官多元主体结构的存在以及传统封建法律意识都对晚清司法改革产生巨大影响。从法官培养、法官考试、任用、编制四方面对清末地方法官制度改革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 ,清末地方司法制度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在于 :法官群体非常复杂 ,法官的主体改造没有完成 ;所任用的法官中具有近代化司法意识的法官太少 ;司法改革软系统中的封建因素太多 ,其影响太大。     

开启理性司法之门--对清末司法改革的程序正义解读

作为西方法律思想的结晶 ,程序正义在当下中国法治进程中所具有的价值不言而喻。清末司法改革在西法东渐和立宪主义背景下 ,把程序正义女神请进中国 ,初步确立了司法独立、审判公开、民刑分审、律师辩护、回避等程序性制度。本文旨在探讨清末司法改革中程序正义之路的开启对中国传统司法的现代转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检察制度的引进与近代中国司法发展

西方司法独立思潮催生了近代中国检察制度.清末引进的检察制度以大陆法系制度为蓝本,后者与控辩式诉讼相伴而生,目的在于通过审判权与检察权的分立和制约,保障司法权行使的客观公正.清末检察制度的确立,打破了传统中国政刑合一、控审不分的集权司法模式,对于构建以司法权能分设为原则的近代司法体制,推动近代中国司法顺应法治文明的潮流不断发展,从而实现司法保障民众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司法改革的启示

清末司法改革,建立了独立的司法机构,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诉讼审判法律制度,实现了司法官的职业化.因清政府的迅速倒台,清末司法改革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但其经验和不足为我们今天的司法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清末司法的近代转型

以“司法独立”为目标的清末司法改革,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型司法机构,移植了外国先进的法律,并以立法的形式巩固了这一系列成果,为法律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本文试阐述司法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展示其对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发展及其意义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在1926年到1927年进行的司法改革,是以新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原则指导下,围绕着司法党化、革命化,对清末以来的司法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和制度创新、力图建立新型司法制度的一次大胆尝试。这次司法改革为中国法制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司法为民的价值取向,开创了党的领导、人民参与的司法改革之主体模式,为当代中国人民司法本质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中国近代看守所制度形成考

在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下,晚清司法界在继承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借鉴日本及西方司法制度基础上设计了中国近代看守所制度.这一继承和借鉴不仅体现在看守所名称的由来,更体现在这一机构设立后所导致的中国司法体制运作方式的转变.清末该机构的设立和运作虽不理想,但它却标志着中国司法制度开始与西方司法制度接轨,并为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法权、推进司法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前期律师制度建构述论

清末尤其民国前期,传统法制开始近代转型。在司法领域,参酌欧日审判体系,设置律师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律师制度的确立,为共和民国新式司法制度及其运行,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现代法制意识的觉醒,推动了社会进步。但该制度在民初的实施,多局限于大理院、各高等审判厅,以及为数甚少的地方审判厅。在省城商埠之外的城乡地区,律师制度仅具象征意义。     

论沈家本对清末司法改革的贡献

司法改革,是收回领事裁判权的重要途径,也是清末新政修律的核心内容。通过司法改革,建立了独立的司法机构,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诉讼审判法律制度,实现了司法官的职业化。作为修订法律大臣的沈家本,也因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清末司法独立改革的贡献而被载入史册。     

清末教育改革视野下地方士绅流动与分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背景下,地方士绅阶层的职业选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流动、分化,基层士绅为谋取新的社会职业出路,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新的教育制度体系之中,而此种纳入又使新式学堂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旧式色彩,呈现明显的新旧杂糅特点。随着学务行政机构的设立以及新式学堂大量建立,因办学务而产生了新的社会权力资源,使得新旧权力者通过新的教育学制进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呈现清末教育制度改革中地方乡绅阶层发生比较大的权力转移。清末教育改革开始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秩序通过科举制的流动模式,自此知识分子读书不再单纯是为了跨越等级完成身份的变迁,还具有了新的职业选择的功能,而这种新的职业流动与分化事实上推动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为后来民国时期新型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与教育基础。这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在如何体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末民初甘肃地方政治的近代化

近代化是学术界在研究近代史时得出的共识.政治近代化是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民主共和的变化.甘肃地处偏远,清末民初,地方政治开始向近代启动.地方政治的近代化主要表现在近代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立法、司法机构的出现.行政机构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设置的,在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立法、司法机构在地方政治变革中命运多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映出政治近代化的艰难曲折.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约因素分析——以河南为个案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不能顺利推行受制度和时势等诸多因素制约.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中强烈的官治色彩是其制度原因;自治主办者为解决财政困难加抽捐税,引发地方社会抗拒自治而成为民乱之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微弱导致改革缺乏地方社会的有力回应,痞化势力的存在则阻碍了其良性运转.     

清末至民国检察制度探讨

从清末开始.当政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典编纂运动.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此后的民国时期,这就是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近代的检察制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移植过来的.它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源于司法独立的要求.即公诉、法律监督等权力要摆脱行政权力的羁绊,同时使它与审判权相分立,从而维系司法的公平.当时的西方各国,为了维护司法独立.也无不建立检察制度.清末至民国时期移植西方法律,自然不能忽略选一点.只是中国的传统中缺少这种司法权独立的精神,它本能地会排斥这种陌生的制度.这些均使得检察制度举步维艰.同时,这也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制度的革新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我们把观念的革新予以深化,也需要我们的坚持努力.     

谈司法救济制度的局限及克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越来越多的案件及当事人走进了审判监督程序.在审理这些案件的同时,司法救济制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缺陷就越来越明显.怎样克服这些局限呢?谈几点看法,仅供商榷.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法律的地方主义轨迹与法制现代化——对日本司法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考察

日本的调解制度有着与传统日本社会连贯一致的、地方性的发展轨迹.每一次法律制度的改革,其动力并不完全来自法律的自身逻辑,社会的发展需要才是其主要的源泉.调解制度与审判制度相结合,有效地弥补了日本司法制度的不足,降低了司法成本,缓解了社会冲突.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应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避免将法治化进行功利的、简单的、意识形态的处理.以往曾作为"东方经验"的中国调解制度应在这一改革进程中激发活力,承担新的功能.     

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的现状及完善对策

案件质量评查,又被称为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或案件质量内部监督,是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在实现“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中的创新与突破,是审判监督改革的产物。案件质量评查是我国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新现象,良好的制度设计与良性的制度运行,必然会给我国司法现代化进程增加有益的驱动力。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约因素分析——以河南为个案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不能顺利推行受制度和时势等诸多因素制约。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中强烈的官治色彩是其制度原因;自治主办者为解决财政困难加抽捐税,引发地方社会抗拒自治而成为民乱之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微弱导致改革缺乏地方社会的有力回应,痞化势力的存在则阻碍了其良性运转。     

中国司法文化传统的基本品格及其革新

司法改革的最终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对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超越,但作为一个历史的连续性过程,已经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代代因袭相传的司法文化,仍然在影响着司法改革的进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伦理主义、神秘主义、全能主义和和谐主义是中国司法传统在实体价值上最显著的特性,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对中国传统司法的渗透和影响。司法传统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中国司法制度存在、发展的传统历史基础,离开了对中国司法文化传统的追溯,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当前司法改革的基础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