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朝集权政治看厢军制度的形成背景——宋代冗兵成因研究之二

(一)厢军制度形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以禁、厢两军为基本构成的宋朝军制中,占兵员总额将近一半的厢军只是一支役作部队,类似于今天的工程兵性质。厢军之不预战事而专供役作,这是宋朝兵制的一大特点。《玉海》卷319引《神宗史志》说:“材不中禁卫,而力足以充役,为厢军。”可以视为厢军的扼要定义。宋人叶适说:“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水心别集》卷12《厢禁军弓手土兵》)章如愚说:“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41)马端临说,“宋朝凡众役多以厢军给之,罕调丁男。”(《文献通考·职役一》)在将厢军定义为     

“兵”字本义新释

“兵”字的本义是什么?许慎说:“械也。”何为“械”?段玉裁注曰:“械者,器之总名。器曰兵,用器之人亦曰兵。”(《说文》第三卷上) 后人多承许氏所说,把“兵”的本义释为“兵器”。如《集韵》:“兵,械也。”《玉篇》:“兵,械也。从斤;斤,兵     

秦始皇“收天下兵”质疑

世以为秦尝尽收天下之兵,铸作十二金人,为弱天下计。按此说源自贾谊《过秦论》,其云:“(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①贾谊之文极言秦朝国力之强盛与天下之疲弱,意在以秦朝的覆灭为例,说明仁政之重要,故行文时难免有藻饰夸张之处。窃以为秦政失德固是其速亡之因,然伐秦之师若无寸铁,焉能亡强秦于旦     

八旗建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

八旗制度建立前,满洲牛录的编设情况,这是研究满族早期人口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但是,至今国内没有专门的文章涉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原因,主要是努尔哈齐在创业的初期,缺乏详细的文字记述。正如记述清朝典制的《大清会典》含糊其词地说:“岁月久远,卷籍不存者,止书曰‘国初’”,和《满洲名臣传》记载某些人编设牛录比“国初”还早的只混书“太祖创业时”一样。因此,有人在研究八旗制度时曾说:“求八旗之真象,颇难措手”。我们根据现有的材料,特别是档案材料,对八旗建立前的满洲牛录和人口,进行初步的探讨。     

打箭炉的传说及地名刍议

打箭炉,即今康定。明初即有此称,有清一代,一直沿用,改称康定,则是清末的事。 打箭炉一名的由来,《辞源》释:“相传诸葛亮用兵西南遣将郭达造箭于此。”此说源于清代的史籍。《御制炉定桥碑记》说:“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西藏图考》也说:“打箭炉,俗传诸葛武侯南征遣将军郭达造箭于此。”《卫藏通志》的说法更详:“打箭炉,相传汉诸葛武侯南征,遣将郭达安炉打箭之地”。(引文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蜀人传”、“俗传”、“相传”,用词的不同,反映了这一     

苏颋年谱(一)

苏颋,字廷硕。京兆武功人。(今属陕两省武功县)《全文》卷222张说《龙门西龛苏合宫等身观音菩萨像颂》(简称《张颂》):“武功苏君,名颋,字廷硕。”苏颋《赠礼部尚书褚公神道碑》:“武功苏颋”。十四代祖苏则,魏侍中。清苏廷玉《校刻苏许公文集序》(简称《苏序》):“绰公之九世祖为魏侍中,讳则。”     

清代“新满洲”八旗子弟教育研究

[提要]东北边疆诸部族多精于骑射、崇尚武功,为保持满洲“尚武”习俗、提高军队战斗力,清政府对“新满洲”八旗进行以“国语骑射”为主的兵丁教育;为了培训和教育大批满洲八旗的军事预备役及后备力量,又在东北各地筑城及设置八旗驻防的同时,陆续设立八旗官学、义学等教育机构,对“新满洲”八旗官兵子嗣进行系统的旗学教育培训。另外,发遣东北的汉族流人以私塾和教书授徒方式开展的私家教育,也成为“新满洲”八旗子弟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防军与辛亥革命

一、防军缘起防军起于咸丰同治间,它的出现原起于湘军的崛起。清朝以武功开国,八旗绿营同为经制之兵。具有“拓疆万里,宾服八荒”的战斗力。清中叶以后,由于承平日久,武备渐至废弛。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遂配募勇营用以作战,乾隆年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首先推行此法,后来在镇压黔湘苗民起义和川陕白莲教起义时沿     

论中庸

中庸一词为孔子所首创,《论语·雍也》篇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论语>集解》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见《十三经注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中即训正”。程颐解:“不偏之谓之,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集注》中概括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综上各家所注,对中庸概括三句话解释,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执两用     

略谈太平天国后期的“天王改政”

太平天国后期,天王洪秀全曾极为认真地进行了“改政”活动。本文拟对这些改政活动作简略探讨,以就教于同志们。一、天王改政的内容和时间《李秀成自述》中说:“去年天王改政,要閤[朝]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间亦然,凡出示以及印内,具[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入,不遵者五马分尸。”“兵称御林兵,……何人敢称自兵者,五马分尸。”“又改各王之号”。根据李秀成的说法,天王改政活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改国号,一是称御林兵,一是     

对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优良传统之管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尤其是在我国古代几千年自然经济状态下,家庭不仅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它同整个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古人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并严肃地指出治国必先齐家,重视家庭教育,调整家庭内部的关系,从而推及到调整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周易·家人》说:“家人,利女贞。”《易辞》解释说:“……正家而天下定矣。”     

“兼并”一词的原义

很多文章提到历史上的“兼并”,往往对它的原义不很清楚;有的文章还笼统地把“反兼并”说成法家思想,其实是错误的。 查“兼并”一词有三种不同意义,现在略加疏解。 其一,《墨子》说:“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天志》篇)这和《春秋左氏传》“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 (昭公八年),这句话中的“兼”字意思相同,即军事或政治的吞并。 其二,《汉书》引晁错《论贵粟疏》说:“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     

绝非“竭泽而渔”而是“开源节流”——亦论隋文帝时期“国计之富”的原因

关于隋初的富庶情况,史家历来都有记载和评说。择其要者有: 唐朝杜佑在《通典·食货典》中说:在长安、洛阳、华州、陕州等地的仓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魏征在《隋书·食货志》中载: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隋文帝因“库藏皆满”,下诏“河北、山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又以“中外府库无不盈积”,再次下诏,“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     

《明夷待访录》思想渊源考

有人说,《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怪书”(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里所谓的“怪,”大约是指它发出了在那个时代看来可怪可骇的议论。封建社会历来奉皇帝为“天之子”,为“万民之主”,臣民在其面前必须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个人身受君罚,还要咏之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然而,黄宗羲在这部书里却痛诋君王为“天下之大害”,控诉君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以下     

试论元稹的“销兵”主张

在评论唐代诗人元稹时,评论家们常谈及元稹的“销兵”主张,这是应该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元稹的“销兵”主张。 关于这个问题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旗。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入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帝既荒纵,不     

元稹与穆宗朝“消兵”案

评价元稹时,“消兵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元稹在《连昌宫词》中有“努力庙谋休用兵”的思想,力主“销兵”,因此后人多把李唐王朝因“消兵”失策招致河北兵败归罪元稹。关于这场“消兵”的千年公案,史书记载云: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倪与段文昌屡献太     

《老子》关于“正、奇”的思想及演变发展

《老子》书中揭示了事物普遍存在的矛盾、相互依存和转化现象,其中也包括“正、奇”这一对矛盾,它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人们一般肯定“正”,而否定“奇”,但《老子》并不绝对化,它强调“奇”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它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指出必须按照正道治理国家,但作战却可以,也应该变幻莫测,出“奇”制胜,即所谓“兵不厌诈”者是。“以正制国,以奇用兵”这八个字的概括,区分出“治国”和“用兵”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和矛盾,并强调要用不同     

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发展及成就

骈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特有的一种文体,这完全是由我国文字之为独音体所决定的。由于文字为独音体,乃可有字数相等的并列偶句,并可在偶句中讲求词义的对称。这种现象,由来久远,如《尚书·大禹谟》说:“满招损,谦受益。”《论语·卫灵公》说:“言忠信,行笃敬。”《周易·乾卦文言》说:“水流     

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发展及成就

骈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特有的一种文体,这完全是由我国文字之为独音体所决定的。由于文字为独音体,乃可有字数相等的并列偶句,并可在偶句中讲求词义的对称。这种现象,由来久远,如《尚书·大禹谟》说:“满招损,谦受益。”《论语·卫灵公》说:“言忠信,行笃敬。”《周易·乾卦文言》说:“水流     

唐太宗的文艺观及诗歌创作初探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一位功业卓著的帝王。他不仅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还以其诗作揭开了唐诗风流的篇章。唐太宗处在梁陈以来浮艳柔弱的诗风向唐代刚健宏阔的诗风转变的时期,他的诗风,既是对前朝诗风的纠正,也是对唐代诗风的开创。正如《全唐诗》(卷一)所评说,李世民的诗“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