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隶"与"落厢":试论北宋厢军与禁军的互动关系

北宋初年,太祖、太宗通过简拔厢军精锐、扩充禁军,实现了“收其精兵”的既定目标,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军事基础,改变了厢军这一藩镇旧兵的性质。此后,奉行“祖宗家法”的北宋君臣,在军队建设中,都把厢军与禁军视为一体,不断以厢军补充或升隶禁军,同时又把不合格的禁军兵员降为厢军。尽管厢军、禁军的主要职能不同,但在北宋时期却是紧密相连、互相依存的整体,二者的互动关系,是募兵制条件下北宋兵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宋代牢城军初探

在“崇文抑武”的大背景下，宋代民众只是将从军当成最后的谋生手段。由于军人社会地位低下，宋军兵源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牢城军就是宋朝为弥补兵源不足而利用罪犯组建的军队，隶属于厢军。与其他番号厢军一样，牢城军除具有基本役作职能外，也具备一定的军事职能，是宋朝主体军事力量的有益补充。     

关于北宋“养兵之费”的数量问题

关于北宋“养兵之费”的数量,学术界已作过一些研究,但大部分是根据蔡襄、陈襄、张方平等人奏疏中所记载的禁军平均每兵岁费五十贯,厢军平均每兵岁费三十贯的数字,再乘以禁厢二军的兵额总数推估而来的。在缺乏较为确切的统计数字的情况下,这种推估是可以的。问题是五十贯和三十贯并不是一组有代表性的数字。仅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宋代至少有十四处文献记载了有关这一方面的一些数字。而这些数字之间     

唐五代海运勾沉

唐五代时期我国已渐行海运,但对此史载甚略,难得其详,本文仅据现存史料中的一些零星记录,作以下一些探析。一唐前期的海运情况唐朝海运从现存史料观之,起始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的击高丽(今朝鲜)之役。当时唐太宗命张亮、李勣统军分由築搅铰烦龇?其中海路情况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记载说:是年,“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泛海趋平壤。”因军队经由海路,所以军粮也是由海路运输的,在这次出师之前已“命太仆少卿肖锐运河     

明末农民军中的“婆子营”和“童子军”

<正> 明末农民军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特种武装,一是由妇女组成的“婆子营”,二是由少年组成的“童子军”。 (一) 明末农民起义初期,“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持刀弓乘马。(《甲申小记》卷5)这不是妇女兵,而是农民军的家属,她们一般不參加打仗。后来妇女加入农民军的渐多,精通武艺的妇女同男子一样,拿起武器打击敌人。《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述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的情况:农民军“有腹心,有新营,寨民为响导。妇女……数万,前阻大沟,后扼山险,为持久计”。张献忠把妇女兵编为“婆子营”,集体训练,从事战斗。在山东兖州、曲阜一带的妇女参加农民军,“蒙以甲冑,拟刀伪为男子守营”,(以上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卷16、卷14)而男兵则集中力量打击官军。李自成、张献忠反明失败以后,农民军的余部在北方还很活跃,也有不少妇女兵打击清兵。据《明清史科》丙编第五册记载:在山西朔县蒋家峪村一带,“满山遍野,俱是贼兵     

宋朝骑兵在南方的布防与运用

宋朝建立,战略对手在于北方,而对"种类殊异"的南方民族地区的防范则比较忽略。再加上基于"南方非用马之地"的认识,除少数有马厢军外,北宋前期禁军未在南方驻防骑军。宋仁宗时期广南两路发生侬智高事变,岭南骚动。宋朝臣间在是否"用骑"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狄青率西北骑兵南下,"终以马胜"。此后宋朝开始在南方驻防新建的"有马雄略"军,有马厢军也有增多,骑兵在南方的运用也开始多了起来。受到感染,一些少数民族也要求学习马战。在某种程度上,侬智高事变的平定成为宋朝在南方"用骑"上的一个"转机"。     

论宋代“蕃兵”制

宋朝与辽朝、西夏毗邻的西北边区，形势多变，战事纷起，成为北宋外忧的一个焦点。为了战守需要，宋王朝在这一带边区组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少数民族军队“蕃兵”。北宋后期，蕃兵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蕃兵“汉法”管理的程度日益提高，使得蕃兵最终成为与禁军、厢兵、乡兵并列的宋代四大兵种之一，对维护宋朝西北边区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如此完备的边族兵制，是宋以前的中原统治王朝中所不曾有过的     

宋代厢军役作职能考述

在宋代,厢军是役作部队,其职能是代替民夫从事各种力役。由于力役种类的繁多,由此决定了厢军役作职能的繁杂,主要体现为运输物资、兴修水利、屯田垦荒、服务官员与营建修葺。厢军的役作职能与宋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对宋代社会的正常运转起着决定性的因素。通过出色地履行其役作职能,宋代厢军起到了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     

隋朝“行军元帅”考

隋朝承西魏、北周旧制,厉行府兵制,中央设置十二卫,以统率全国府兵。正如《新唐书》卷50《兵志》所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隋制十二卫,曰翊卫,曰骁骑卫,曰武卫,曰屯卫,曰御卫,曰候卫,为左右,皆有将军以分统诸府之兵。府有郎将、副郎将,坊主,团主,以相统治。这里所说的只是隋朝军队在平时状态下的情况。至于战时状态,则往往另设“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以统率军队出征作战。“行军元帅”之名,始于北周。《周书》卷49《稽胡传》云:(建德)六年,高祖定东夏,……乃以宪为行军元帅,督行军总管赵王招、谯王俭、滕王辶…     

“当”字补证

《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曾刊拙文《〈史记·项羽木纪〉中的两个“当”字》,现再补两证: 一《管子·小问》记齐桓公与管仲密谋伐莒,而为齐之役人东郭邮察知一事,亦见于《吕氏春秋》、《说苑》等书。役人或作东郭牙、东郭垂等等,但事迹相同,记述文字相似。役人是从两人谋划时的神色、口的形状、手指向莒国的态势,并结合“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的实际而判断出来的。役人回答两人诘问时,关于手势的陈述,各书所记如次: “兴手而指,势当莒也。”(《小问》) “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吕     

从俞樾对《孙子》“卒”字的考辩说起

郭在贻《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189页写了这么一段话: 《孙子兵法·势篇》:“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文中“以卒待之”的卒字,旧注大都训为兵卒之卒,近年来的注本也都采此说。按:此解可商。清人俞樾在所著《诸子平议补录》卷三中,对此卒字曾有考辨,其说曰:“卒字疑诈之误。《军争篇》:‘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亦以利与诈对言,是其证也。此言敌之未至,则以利诱之,使之从我;及其既至,又必出奇;乃能制     

也说“衙内”

半个世纪前,朱东润先生曾发表了《说‘衙内’》一文(1935年《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近收入《中国文学论集》卷二)。此文认为,元杂剧的“衙内”是“一种有权有势,彻上彻下的世袭武职”。这一概括大体上是确切的。然而,当进一步“臆测”“衙内”的社会内涵时,却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此文还认为:“‘衙内’是当时的蒙古族兵官,而‘衙内’的行为,是蒙古兵官对于异族的迫害。”其根据有四点:一、“武职世袭的制度,直到元代,才算建立”;二、打死人不偿命,“是元代蒙古人法定的特权”;三、“打猎,这是蒙古人——也许连色目人——所有的特权”;四、“当时的蒙古军到处驻扎,所以蒙古兵官     

西突厥汗国的“十箭两厢”制

在西突厥汗国的统治机体中曾出现过“十箭两厢”制,这一特殊的政治体制的施行,加剧了西突厥汗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西突厥无日不笼罩在血腥的硝烟战火之中。对“十箭两厢”制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我们对突厥社会的进一步了解。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突厥传》中对“十箭两厢”制的情况有过如下介绍: 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以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上表求婚,献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抚 慰,未许其请。俄而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 十箭焉。又分十箭为左右厢,一厢各置五箭。其左厢号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     

宋代厢军役作职能考述

在宋代,厢军为从事役作的杂役军,通过履行其役作职能,承担原本由民户来完成的繁杂役作。其役作职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运输物资、兴修水利、屯田垦荒、隶役官员与修葺营建等。这些职能对宋代社会安定具有重大作用。     

“兵”字本义新释

“兵”字的本义是什么?许慎说:“械也。”何为“械”?段玉裁注曰:“械者,器之总名。器曰兵,用器之人亦曰兵。”(《说文》第三卷上) 后人多承许氏所说,把“兵”的本义释为“兵器”。如《集韵》:“兵,械也。”《玉篇》:“兵,械也。从斤;斤,兵     

《西厢记》版本二考

一陈实庵及其批点本《西厢记》考清代毛先舒在《诗辩坻》卷四中说: 《北西厢》古本,陈实庵点定者为佳,别本多所改窜,浸离其故。如《董西厢》“我甚恰才见水月观音现”,语颇妙,而实甫仍之。俗本改“现”作“院”,与上“家”字偶,必欲为村塾联对耶。又如易“东阁玳筵开”为“带烟”者,亦复类此。又如易“马儿(屯廴)建行”为“逆逆行”,穿凿可笑,此类正多。至于平去入三声,虽有阴阳,而作者笔墨所至,亦不尽拘,亦欲歌者神明其际,乃悉用纤微绳之,因以窜易古本。诞哉。     

释“六师”,兼述西周王朝武装部队

《诗》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棫朴》) 又云:“整我六师”(《常武》) 读史者据此,每视“六师”为“天子六军”之代称,而以六师或六军称天子之军,如“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白居易《长恨歌》)。黄以周《礼书通故》释此曰: “天子国制 六军,其出征, 只用六师,不尽 发正卒;不足, 则徵诸诸侯。故 《诗》述天子六 军,皆曰六师。 《常武》为宣王 亲征,亦惟曰‘整 我六师’。六师 万有五千人,其     

安禄山讨契丹出兵多少人

天宝十一载(751年)秋,安禄山率兵讨伐契丹,因天降大雨,弓箭松弛,及奚临阵反水与契丹合力围攻唐军,致使安禄山大败而归。在这次战役中,安禄山究竟出兵多少人?史书记载不一。(1)《新唐书》卷219《契丹传》载,安禄山“发幽州、云中、平卢、河东兵十余万,以奚为向导”,以讨契丹。(2)《资治通鉴》卷21(?)载;“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骑二千为向导。” (3)《旧唐书》卷199《契丹传》载:安禄山“以幽州、云中、平卢之众数万人”讨契丹,大败而归。这是一个不确切的     

关于宋代重修《唐书》的问题

一、重修《唐书》的原因——以唐为鉴宋朝为什么要重修《唐书》?这当不是无缘无故,而是有一定的政治原因的。当时著名史家刘敞所为仁宗代作的敕词就曾说:“古之为国者法后王,为其近于己,制度文物,可观故也”(《直斋书录解题卷4·新唐书》)。“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唐宋之间,虽然隔了个五代,但事势毕竟相去较近,宋代君臣言行动静之应取法于唐代以为龟鉴,也就属于自然之事。所以宋代文史之士,     

苏轼《论语说》钩沉

苏轼有三部学术专著,即《易传》、《书传》和《论语说》,《易传》、《书传》流传至今,《论语说》却亡佚了。 《论语说》作于谪居黄州之时。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云:“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於《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东坡集》卷二十九)书作于元丰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