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古乐府要略

作为诗文复古运动的一部分,明代古乐府创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其中以李东阳、李梦阳和李攀龙三人的创作最具代表力.李东阳古乐府句律以"三三七"为主,与后来李梦阳等大倡"真诗乃在民间"稍有不同,其创作使咏史乐府一体在古代乐府创作史中占据一重要地位.李梦阳古乐府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其"尺寸古法",继专注于咏史的西涯拟古乐府之后,在古题新创、自创新题、综合古乐府之题义、继承古乐府之句法等多个层面丰富了古乐府创作."临摹帖"、"影响剽贼"、"止规字句"等,实则是李攀龙主观设定的古乐府创作追求,其主要方法是摹仿古辞之程式和运用程式拟写.与宋元古乐府创作同当时礼乐文化建设存在或隐或显的内在关联不同,明代古乐府主要是在文人案头诗歌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层面展开的,更多地体现了明代文人在文本和诗学层面复兴古乐府的努力.这可能也正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最为重要的特性.     

论乐府古题《豫章行》及其流变

《豫章行》现存汉唐时期的文人拟作共9首,其流变特点是：主题上所写的时事与古辞＂伤别＂主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语言形式上,显示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这些特点,体现了文人拟乐府创作的基本规律,说明文人拟乐府是介于音乐与文体二者之间的创作行为,在其文化功能上既有音乐文化因素,也有文体意义的性质,六朝许多文人诗歌范式就是在拟乐府的创作机制中逐渐形成的。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王乐府”与宋诗

本文从宋人诗论对“张王乐府”的推尊,对其艺术特征的总结和归纳,“张王乐府”的题材特点对宋人开拓诗歌题材内容的启发,以及“张王乐府”的体制形式和艺术风尚对“宋调”中一种范式的巨大影响等诸方面,探讨了“张王乐府”与宋诗之间密切的承传关系,初步说明“张王乐府”何以会对宋人诗论和诗歌创作产生如此影响的原因     

关于建构乐府学的思考

乐府本有专门之学,与诗经学、楚辞学、词学、曲学,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音乐文学史学,然而学界对乐府学的关注却远远不够。有鉴于此,文章阐述了乐府学研究的意义,分析了乐府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乐府学三个层面（文献、音乐、文学）五个要素（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的基本工作路径和方法,并对这些研究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思考。     

元代诗人的乐府观与乐府批评

元代是一个乐府诗创作非常繁荣发达的时代,顾嗣立《元诗选》所收340家元代诗人半数以上有乐府创作,同时元代的乐府批评也相当丰富,既有"题解类批评",也有"专论类批评",且各具特色。除左克明《乐府集》"题解类批评"、杨维桢于"古乐府"所持种种认识外,方回、黄景昌、吴莱、胡翰、虞集、孟昉、赵德、李孝光、周巽等人,则为其中之佼佼者。方回的乐府诗创作与乐府观、黄景昌的"古今乐府体"论、吴莱对《乐府诗集》的批评、李孝光的"古乐府"认识观、周巽的拟古乐府的创作与认识等,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对乐府批评进行关照,他们崇尚商周雅乐,揭示出在蒙元文化背景下的各自不同乐府观与批评个性,他们乐府观的核心是尊宗汉魏乐府。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说具有重要意义     

乐府文学研究中的“音乐视角”

乐府研究的"音乐视角"取决于乐府艺术、乐府文学的"音乐性"。"音乐视角"的研究目的在于从音乐的角度揭示乐府文本形态的成因。"音乐视角"既包括与曲调的产生、特点、流传相关的内部音乐要素,也包括宫廷音乐建设、音乐消费风尚、音乐观念等外部音乐文化因素。乐府音乐与文学的一般关联体现在六个方面,涵盖了从乐府文学创作机制、创作过程到流传演变等各个环节。乐府"音乐视角"的学术总结,有益于"乐府学"的规范开展。     

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

爱情诗可以说是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南北朝乐府民歌中都有所表现,在中国古代爱情文学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政治经济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存在明显的不同;但是又因为南北朝文化学术的交流、融合,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也并不是壁垒分明的有南北之分。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一份相思两地情","两地明月一份情"。     

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乐府批评

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乐府诗,上起陶唐,下迄五代,是一部集大成的乐府诗总集。其5000馀首乐府诗,主要由“前乐府”与“汉唐乐府”两大类构成。在批评形式方面,《乐府诗集》集“整理类批评”、“选择类批评”、“题解类批评”、“品第类批评”、“专论类批评”于一书,是乐府诗批评在宋代进入更加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其中,最具成就者,为“专论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的分类方面,因存在着种种错误,而为后人多所指责与非议。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

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歌中,诗经传统和乐府传统是相互影响但又互相区别的两个部分。乐府叙事诗产生自民间,更强调情节性、虚构性和娱乐化的方面。从魏晋文人拟作,到杜甫叙事歌行,再到元白作品,都是乐府叙事传统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并对唐以后的叙事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闻一多的乐府观念

闻一多乐府观念主要体现在《乐府诗笺》和未刊稿《乐府叙论》中,具体表现为重视乐府古辞的文本示范价值、主张乐府诗以入乐为正格、强调乐府诗作情感以及艺术表现以及重视六朝乐府相关文献的价值四个方面。在民国时期的乐府研究中,闻一多的乐府观独树一帜,并对建国后的乐府诗选编著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乐府曲调的演化及其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

乐府曲调在其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音乐演化和变异现象,大约有三种形态:徒歌演化为乐歌,本曲演化出变曲,旧曲演化为新声。利用歌曲的和、送声,成为曲调演化的主要音乐路径;此外,亦有"摘唱"和"新翻"等方式。曲调演化是音乐新旧递变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音乐文化活动的产物。曲调演化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体现在:提供了歌辞创作的曲调依据;产生出一批著名的同源性曲调,拓展了乐府文学的空间;实现了旧曲的新声化,促成旧曲体式的新变;丰富了乐府歌辞的风格。     

台湾查禁武侠小说之 “暴雨专案”始末探析

“暴雨专案”即“暴雨项目”,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特别针对单一文学体式武侠小说展开清查、厉禁的一次政策性行动,定案于1959年年底。1960年2月,台湾全省七个县市同步实施扫荡、清查工作。这是延续着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所实施的“戒严法”“出版法”而来的一项措施,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所谓“附匪”“陷匪”作家的作品在台湾宣传、流播从而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思想,但剑锋所指,则系针对当时普遍流传于台湾的金庸武侠小说,连带波及了当时香港的诸多作家。香港作家武侠小说之遭查禁,是对原已被封禁的大陆旧派武侠小说雪上加霜,等于完全斩断了台湾武侠小说与大陆血脉相连的脐带。厘清“暴雨专案”始末,对台湾武侠小说的发展而言,无疑甚具观察、分析的意义与价值。     

韦应物乐府歌行论略

韦应物的乐府歌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艺术表现上，也很有自己的个性。其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均不亚于他的五言古诗。在其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学史家对其应作重新审视与评价。     

西域音乐进入唐代乐府体系的过程与特点新论

从“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对西域音乐的批判,可以窥知西域音乐在唐代社会的流行程度,而按时间顺序概括各个时期其流传的不同特点,又可以发现西域音乐在唐代流传的最大特点是“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对那些源自西域音乐的唐乐府曲调的改造上,由此西域音乐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在唐代乐府文学中绚灿盛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郭茂倩对乐府诗歌整理编辑的贡献

乐府诗以西汉立乐府机关而得名。对于民歌的整理编辑,早在孔子就开始了,《诗经》编成后的广泛流传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乐府的创立,是继《诗经》之后又一次对民间歌辞和乐曲大规模全面地收集和整理加工。《诗经》、“乐府”常为后人并称,尊崇为我国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这与当时优秀的编辑工作是分不开的。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五代都有大量的民歌流传下来。文人受刚健清新的民歌影响,纷纷模仿,效法拟作,创造了更多具有新内容和新形式的乐府诗。民歌和文人的拟作是乐府诗歌中比较优秀的部分。乐府诗歌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