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的 “大学叙事”小说

五四前后,现代大学在社会动荡和文化转型中呈现出诸多芜杂气象。大学作为一个“有意味”的叙事空间,一开始便进入了现代作家的文学视野。以现代大学及其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大学叙事小说,在新文学草创时期的各类题材中独树一帜。五四作家在描写大学人物、叙述大学经验时,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寒门学子的生活艰辛、大学生的就业难题以及教授们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生动地书写了校园内情投意合的友谊、青春萌动的爱情乃至惺惺相惜的同性恋情。新旧转型时期大学的艰窘现实和浪漫诗意,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因素,既肇因于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也不乏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正面“师者”形象,几乎缺席于启蒙文化语境下的大学叙事,而勤学、善思、正直的青年学生则更多地表征了现代大学的精神气质。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

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于抗战时期由卫聚贤提出。但“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则是《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最明显和丰富多彩的时期,川渝两地出现分流：四川出现由“巴蜀文化”向“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提升和拓展,而重庆则出现从“巴蜀文化”“巴文化”向“巴渝文化”的嬗变。“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既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抗战、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文化概念的创新,意义非凡,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繁荣,更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     

叙事谜题:再论口述历史与心灵考古

说口述历史是新史料,甚或新史学,都不错,也非全对。口述历史是对个人记忆的采访记录和开发利用,问口述历史“是”什么,不如问个人记忆中“有”什么、采访人要“采”什么、受访人“说”什么。个人记忆里有生命知觉、成长经验、文化习得、专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史料或史学资讯,还有丰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只不过,个人记忆的百科全书,通常是无分卷、无章节、无编目且内容混沌模糊、信息真伪难辨且多断简残篇,加之口述人由于社会压力、文化禁忌、隐私顾虑、知识局限、叙事习惯等多种原因,或不说,或少说,或敷衍了事,甚至言不由衷,采访及其所得都需要进行心灵考古研究。心灵考古需要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及生理学知识技能,并回馈诸学科以丰富数据和信息,增进人性理解和人学(science of men)知识。口述历史之心灵考古,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习近平 “文化自信”思想及其对青年教育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传统,立足于革命精神和当下建设,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不仅为青年教育指明了思想前进的方向,也为青年怎样实践“文化自信”规划了路径。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对开展新时代青年教育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即：引导青年学习和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导青年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导青年彰显和交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论课程改革的社会属性———兼谈课程改革制度化的立论之基

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从政治视角观之,多元权力推动改革并通过改革而实现;从文化视角观之,课程改革是多元教育观的竞相登场并相互角逐的过程;从经济视角看,课程改革是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过程。课程改革是由具有特定教育价值观的权力主体所推动,围绕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实现权力的再生产、知识的阶层化以及利益的再分配。课程改革是知识、权力和利益共生的过程。如果课程改革缺少制度来规约和调整其中的权力关系、价值关系以及利益关系,那么就会造成权力的压制、文化的霸权以及利益的失衡,这不利于课程改革的合理开展,因此课程改革需要走向制度化。     

重估五四反对派:从林纾的 “反动文本”《荆生》《妖梦》谈起

重新认知“五四反对派”的正面价值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新青年交锋的林纾,是被文学史固化乃至丑化的“反对派”,其小说《荆生》和《妖梦》更是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反动文本”。实际上,这两部小说乃是林纾的游戏笔墨,体现了林纾“好谐谑”的性格面相,也呈现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资谈助”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这两部小说由小报上的“游戏文字”升级为新文化战场上的“反动文本”,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有益于深化对“五四”的全面认知。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和对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研究

有机马克思主义着力揭示生态危机的实质,赞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并试图从理论上融通“中”“西”“马”哲学思想,从实践上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是其出场语境。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其理论存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批判不彻底等根本缺陷,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是粗浅甚至错误的。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成为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尽管如此,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概念,我们应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基础上,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吸收、借鉴其有益因素,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     

殖民地与大英帝国的价值困境:柏克的 “自由帝国”思想

本文以大英帝国及其在殖民地问题上所面临的价值困境为背景,考察柏克的“自由帝国”思想。柏克“自由帝国”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多元并存、自由正义的普遍主义价值观,但是,作为价值规范的帝国理想与大英帝国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在美洲、印度和爱尔兰等殖民地问题上以尖锐的形式突显出来。其中,美洲问题挑战的价值主要是自由,而印度问题挑战的价值则主要是正义。本文以柏克对美洲问题和印度问题的思考来揭示其在帝国与殖民地关系问题上的矛盾与纠结,展示其“自由帝国”的价值诉求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明代的农书观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考察：第一,通过对明人文集中的“一般性观察”,会发现农书有着“经世”“技术”“归隐”三个层面的指向;第二,通过对明代公私书目中的“分类性观察”,则可揭示明人的农书认识在官方与民间之间存有一定的差异;第三,通过对明代农书中的“专门性观察”,便能指出明代的农书观在“农桑”与“农艺”之外,还将“农政”纳入其中。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进一步发现,明代的农书具有日用技术性、士人休闲性与事功教化性三大特点。     

留守年龄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人格的中介作用

以农村地区440名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采用社会人口学指标、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和主观幸福感指标(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考察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人格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 结束留守年龄小于10岁的积极、消极情感得分,5岁到10岁的生活满意度得分都显著高于大于10岁的留守儿童;(2) 结束留守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积极、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3) 中介分析表明,人格神经质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说明,结束留守年龄是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人格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15-18世纪欧洲人视域下的土耳其形象

土耳其形象因其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自15至17世纪,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富于动态,呈现多元化;从18世纪开始,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渐趋僵硬、单一化。其形象的跌宕嬗变既源于欧洲与土耳其之间异若霄壤的宗教及文化的分野,又受二者之间现实政治利益及彼此权力强弱态势的牵制。与此同时,欧洲人对土耳其形象的考量既是奥斯曼帝国盛衰兴废的一种映射,又是欧洲人审视评判“自我”的一面镜子。     

职教变革的过程本质:创生“新常态”职业人

针对职业教育本质研究中静态分析方法论局限,反思职业教育演变史可知,职业教育变革的本质在于不断创生新型职业人。在职业人培养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其注入了新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等新因素,由此引发职业教育育人过程本质的变化,创生出适应社会新常态的新型职业人。新常态下的职业人所生成的结构要素,是由科技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化变革与职教系统的反作用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宏观上,政府根据社会新常态下行业和市场的外在要求,出台系列政策,引导职教系统有所选择地创造出市场急需的新专业和课程等系列新事件,从而不断引起职业教育阶段状态的本质变化。微观上,教育行政、师生等具体人,又通过主动选择培养“职业人”的素质结构,创生出满足社会新常态和个人需要的“具体职业人”。当前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与微观职教系统主体选择性的相互作用,需要以普职融通的职教过程变革方式,创生出新常态下富有创新精神的大批中高端职业人。     

中华传统文化的具象化传播:原创性电视节目发展的新路径

近年出现的一批以中华传统文化作为节目选题的原创性电视节目,获得了观众与业界、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认可。在选题创意和设计制作上,这些节目抓住传统文化的某一个点或面进行具象化传播,在“老”选题上做新文章。走具有开创性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具象化传播之路,既为电视节目在新的技术条件、社会语境下的多元化发展方向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实现有效的传播效果,发挥属于电视媒体的媒介议题设置功能;同时也可以有效唤醒受众内心民族归属性的文化意识,实现民族文化基因的有效传承和巩固,进而构建民族文化认同。这是增强电视媒体传播竞争实力、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弘扬传统文化精华的有益探索。     

网络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心理学方法论思考

网络大数据已被成功应用于探索情绪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诸多心理学研究议题。与以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为例的现代研究方法,和以问卷法、行为实验法为例的传统研究方法相比,网络大数据分析在样本规模、数据客观性、时效性、生态学效度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具有浓厚学科交叉性质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和网络大数据分析技术,前者擅长于微观分析层面,后者擅长于分析宏观层面,且都是心理学适应现代化技术变迁、把握时代机遇的两大重要突破口。未来研究者可采取方法互补,数据驱动和理论驱动相结合等策略,从而更好地把握时代发展机遇。     

西汉长安的都城美学与物态哲学

在古代中国,都城作为文明的容器,也是政治理想和哲学观念的物态呈现。西汉的政治与哲学均自有特色,这种特色烙印于长安。首先,长安随着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的变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都城意象的转变。前期以宣示权威为主,追求“壮丽以重威”的美学风格;后期则通过一系列的礼制化改造,将一个世俗而物欲的都城转型为一个更体现礼制原则的都城。第二,西汉哲学虽短于思辨,但长于想象,融入阴阳五行的儒学和神仙方术、谶纬学说等一起提供了“鬼神术数”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长安成为天命的暗示和能通阴阳消息的神圣都城。总之,长安作为西汉政治与哲学的物态呈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在为其政权提供不同向度的合法性证明。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主要缺陷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明确提出要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超越和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中国有可能率先在世界上实现并引领生态文明;明确提出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当与时俱进,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生态文明社会应坚持以共同福祉为目标的经济模式等。其主要理论缺陷则在于自称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宣称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有独断之嫌且言过其实;仅仅把怀特海过程哲学当作自己的哲学基础有失偏狭,也失去了唯物史观的强力支撑;指责马克思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不符合事实;坚持用有机教育等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既要借鉴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思想,也要特别注意克服其理论上的严重缺陷。     

清末民国川江航道图编绘的现代性

清末民国川江本土航业精英在对西式航道图的“现代性体验”中,往往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利用中国传统地图知识进行重新塑造,进而沟通与融合中西两种不同的地图绘制传统。最终,通过参照西方标准,本土航业精英建立一整套科学化的制图体系及其制度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讲,近代中国制图体系的现代性建构,不仅是西方科学制图与现代测绘技术的单向移植与渗透,更是一场由西方文化传播者与本土地图绘制者共同参与的“在地化”知识生产。     

改造人力资本促进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完善进程中,解决好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斩断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死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着力布局和推进体现时代发展内涵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战略。本文立足新时期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现实格局揭示了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农村人力资本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措施。     

棱镜中的本体:作为平等主义的卢梭政治哲学

长期以来,针对卢梭政治思想是否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学界一直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卢梭的思想就像多面的棱镜,相互对立的诠释者都能在其中找到与其立场相呼应的证据。作为卢梭著作中最早出现和最受关注的主题词,“平等”能够真正地反映其思想全貌,并成为统辖卢梭政治哲学的思想原则,它与自由共同构成卢梭的政治理想。卢梭应当作为平等主义者出现,而不应被定义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驳杂面孔;在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中,卢梭选择了平等来规定和实现自由。表征为繁多镜像的卢梭政治哲学,其本体是平等主义的理想描述。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思考

“中国制造2025”对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对职业教育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学科地位的重新定位为基础才能有所突破。以职业教育的内涵、范畴及地位为切入点,分析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尴尬处境,及其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适配的现状,提出新时期对学科地位转型升级的建议,助力升级“中国制造”为“优质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