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体系

努力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必然诉求。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彰显教育思想体系的中国智慧、推动教育改革实践的深化发展和助力教育强国目标的稳步实现,主要内容包括以优先发展为战略定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人民满意为目标追求、以深化改革为前进动力、以中国特色为发展方向和以扩大开放为世界担当,特点属性表征为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贯通、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互补和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兼容,具体路径在于深掘中华传统教育财富、凝练本土教育实践智慧和构建中国教育话语体系。由此,不断释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的魅力,不断助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朝着人民更加满意的美好方向发展。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思考

“中国制造2025”对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对职业教育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学科地位的重新定位为基础才能有所突破。以职业教育的内涵、范畴及地位为切入点,分析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尴尬处境,及其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适配的现状,提出新时期对学科地位转型升级的建议,助力升级“中国制造”为“优质制造”。     

利玛窦对中国地图学发展的贡献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 ,带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 ,尤其是对地图制图知识的传播 ,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地图制图技术的发展 ,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他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为明末以后中国地图史上极为重要的地图作品。     

重估五四反对派:从林纾的 “反动文本”《荆生》《妖梦》谈起

重新认知“五四反对派”的正面价值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新青年交锋的林纾,是被文学史固化乃至丑化的“反对派”,其小说《荆生》和《妖梦》更是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反动文本”。实际上,这两部小说乃是林纾的游戏笔墨,体现了林纾“好谐谑”的性格面相,也呈现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资谈助”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这两部小说由小报上的“游戏文字”升级为新文化战场上的“反动文本”,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有益于深化对“五四”的全面认知。     

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实证研究———基于 “大我 - 小我 - 国货”平衡的视角

由于来源国刻板印象、面子观等社会规范压力的存在,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他们在态度上实现了由“国货偏见或淡漠”向“国货偏爱”的转变,必然存在“大我-小我-国货”的态度平衡。本文借鉴相关理论,提出了爱国主义情感与国货意识形成之间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其研究假设,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家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以及国家集体自尊对“大我”需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大我”需要又对消费者自我肯定程度以及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大我”需要、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以及自我肯定共同对国货意识的形成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顺天 富民 乐居——— 《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

《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两个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处理上,《管子》一方面提出人与自然相分,自然是客观的,人必须尊重它,依顺它,而不能违背它;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人与自然相合,人要善于用好自然规律,让自然为人类提供财富。二是人与人的和谐,它提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居处相乐”的重要思想。《管子》关于环境的认识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多地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谈环境。《管子》同时也很重视环境与富民强国的关系,将善待环境看作是富民强国之道。《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农业文明色彩与家国情怀。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和对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研究

有机马克思主义着力揭示生态危机的实质,赞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并试图从理论上融通“中”“西”“马”哲学思想,从实践上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是其出场语境。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其理论存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批判不彻底等根本缺陷,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是粗浅甚至错误的。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成为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尽管如此,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概念,我们应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基础上,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吸收、借鉴其有益因素,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     

武侠类型知识体系与武侠小说研究模型———以还珠楼主武侠小说为核心

目前的武侠小说研究,存在着类型学上的困境。由武侠意识形态、武侠形式建构、武侠专门知识三个子系统所构成的“武侠知识体系”,作为一种研究模型,在还珠楼主小说中得到了突出的展现。1932年在天津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的还珠楼主,迅速超越了1920年代南向北赵的创作模式,初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武侠小说类型知识体系,他以“第二世界”为核心从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实践论诸方面建立起了武侠意识形态子系统,以奇观叙事为核心的成长体验、正义迷局、奇观异境形成了人物中心、事件中心、场景中心的武侠形式建构子系统,以武功法宝和江湖世界建构了武侠专门知识子系统。还珠楼主长达20年的武侠小说创作,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为武侠小说类型知识体系的生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教学论范畴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向

教学论范畴是对教学活动这一特殊领域中各种现象及其特性、关系、本质等进行抽象性和概括性反映的基本概念,具有主观性、客观性、整体性、稳定性和发展性等基本特征。其发展趋向主要表现为：由注重“理论思辨”转向重视“教学实践”;由崇尚“他域化”转向强调“本土性”;由侧重“生硬移植”转向强化“学科特性”;由关注“表层关联”转向重视“体系逻辑”。     

21世纪以来我国教学论研究历程与学科发展趋势

21世纪以来,教学论研究在新课程改革的影响下得以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乏力,目前呈现出低位平稳发展的态势。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研究者们,围绕教学论的发展历程、教学论的学科建设、教学论的基本理论、教学论与其它学科的关系这四大主题,进行了以思辨研究为主的探讨,为建构本土化教学论作出了贡献。但教学论研究依然存在不足：“大家”合作与跨学科合作研究缺乏;研究方法单一;教学论的基本问题模糊;学科体系本土建构路径不明等。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从几个方面努力：第一,继续加强基本、核心问题研究,构建教学论学科体系;第二,关注实践主体,以问题为导向,促进教学论实践品性的实现;第三,批判继承本土文化,建构本土化教学论;第四,加强对大数据时代教学论新特征的研究,促进教学论跨学科、融合式发展。     

叙事谜题:再论口述历史与心灵考古

说口述历史是新史料,甚或新史学,都不错,也非全对。口述历史是对个人记忆的采访记录和开发利用,问口述历史“是”什么,不如问个人记忆中“有”什么、采访人要“采”什么、受访人“说”什么。个人记忆里有生命知觉、成长经验、文化习得、专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史料或史学资讯,还有丰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只不过,个人记忆的百科全书,通常是无分卷、无章节、无编目且内容混沌模糊、信息真伪难辨且多断简残篇,加之口述人由于社会压力、文化禁忌、隐私顾虑、知识局限、叙事习惯等多种原因,或不说,或少说,或敷衍了事,甚至言不由衷,采访及其所得都需要进行心灵考古研究。心灵考古需要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及生理学知识技能,并回馈诸学科以丰富数据和信息,增进人性理解和人学(science of men)知识。口述历史之心灵考古,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二年律令》所见汉初国家统治思想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设置原理与政治基础看,这一法律文书是围绕二十级军功爵制制定而成的,汉初承纳分封制并建构“内”“外”结合的政治结构是这一法律文献形成的政治基础。汉初国家统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在暂时承纳分封体制的前提下,围绕二十级军功爵制制定法规,并以此来建构新的统治基础,同时,又通过限制分封,消解“内”“外”格局中制约皇权的政治因素,逐步使皇权成为支配国家权力、财富的中心力量。在这一国家统治思想体系中,黄老无为与“汉承秦制”是交替运用的统治技术,而非国家统治思想本身。     

清代早期国家疆域建构与苗族支系蒙人的国际迁徙

苗族支系蒙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迁徙流散,考其根源,与清代早期的国家疆域建构不无关系。在17-18世纪的清代,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疆域成倍增长,既是此时期清王朝面对西方殖民势力扩张所做的应激式反映,也是清王朝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非汉族群实施中国化的结果。在对西南边疆族群推行中国化的过程中,武力征伐与文化教化成为清政府同时使用的策略。武力征服手段主要针对湘黔交界地区从未被教化过的“生苗”,直接导致后来该区域两次大的“苗乱”发生。“苗乱”被清政府镇压后,湘黔苗疆的部分苗族向更西部的广西西北部与云南东南部迁徙。他们的到来,迫使早先居住在此地的苗族另一支系蒙人越过中越、中老边界,向越南与老挝北部地区迁徙并定居,开启18世纪以来苗族支系蒙人国际迁徙流散之先声。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知识生产研究——基于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乡土情境的建构

中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质是西方文明与中国乡土社会交融的缩影，呈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在实践中建构起具有本土特性的农村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当代中国农村在有识之士带领下所进行的探索性尝试，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积累了实践知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在当代的“结构化”与“关系化”转向切合中国乡村的实际情况，可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系统化理论基础。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的生产受到精英群体的引导、乡土情境的建构、全球化格局的融通三大机制的影响。此外，还应关注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与社会工作专业性的保障，提升发展的持续性与落地的有效性。     

利玛窦在华测绘经纬度地图及原因探析

明万历期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各种原因的驱动下,测绘了多幅中国经纬度地图。地图的绘制采用了西方的许多先进制图方法与技术,从而推动了中国测绘和地图科学的发展,对中国地图学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明代的农书观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考察：第一,通过对明人文集中的“一般性观察”,会发现农书有着“经世”“技术”“归隐”三个层面的指向;第二,通过对明代公私书目中的“分类性观察”,则可揭示明人的农书认识在官方与民间之间存有一定的差异;第三,通过对明代农书中的“专门性观察”,便能指出明代的农书观在“农桑”与“农艺”之外,还将“农政”纳入其中。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进一步发现,明代的农书具有日用技术性、士人休闲性与事功教化性三大特点。     

“中国制造 2025 ”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使命

在全球制造业革命性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不仅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行动指南,也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规格、质量提出了新诉求。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性失调,培养模式与制造业发展实践脱节,培养体系缺乏开放性等,与“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存在不适应之处。因此,职业教育要不断变革人才培养策略,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构建“制造业+”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开放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而承担起建设制造业强国赋予的新使命。     

改造人力资本促进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完善进程中,解决好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斩断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死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着力布局和推进体现时代发展内涵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战略。本文立足新时期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现实格局揭示了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农村人力资本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措施。     

西汉长安的都城美学与物态哲学

在古代中国,都城作为文明的容器,也是政治理想和哲学观念的物态呈现。西汉的政治与哲学均自有特色,这种特色烙印于长安。首先,长安随着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的变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都城意象的转变。前期以宣示权威为主,追求“壮丽以重威”的美学风格;后期则通过一系列的礼制化改造,将一个世俗而物欲的都城转型为一个更体现礼制原则的都城。第二,西汉哲学虽短于思辨,但长于想象,融入阴阳五行的儒学和神仙方术、谶纬学说等一起提供了“鬼神术数”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长安成为天命的暗示和能通阴阳消息的神圣都城。总之,长安作为西汉政治与哲学的物态呈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在为其政权提供不同向度的合法性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