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总体格局与未来展望

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中国借助改革开放释放的强大动力,快速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使起点极低的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成绩斐然,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痼疾尚未破题、仍难破题。“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彻底斩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死结,迫切需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动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方能再次充分释放改革红利,延续农民收入“增长奇迹”,最终走向城乡协调和共同富裕。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思考

“中国制造2025”对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对职业教育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学科地位的重新定位为基础才能有所突破。以职业教育的内涵、范畴及地位为切入点,分析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尴尬处境,及其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适配的现状,提出新时期对学科地位转型升级的建议,助力升级“中国制造”为“优质制造”。     

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依据、积累效果与政策启示

如果以发达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平均水平1.5左右为参照标准,在新常态下欲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一国家既定发展战略目标,那么从理论上就要求农民收入必须实现"超常规增长",而且这一"超常规增长"必须是在较高国民收入增长水平基础之上实现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水平的长期超越,同时这种长期超越应该在未来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保持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两到三个百分点的水平。未来中国欲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和差距缩小的对策为:一是应合理改革居民初次收入分配体制,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二是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三是加大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稳定缩小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四是明确农民收入倍增总体框架,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质量,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最终方能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目标。?更多还原     

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论略

科学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前进道路上攻坚克难、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线,在新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形塑了以建设为主题的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持续推进中,锻造了以改革为主题的发展思想;伴随经济新常态前进步伐的持续推进,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五大发展理念”,规制了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发展思路、方向和根本着力点。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思想的演进历程,对于新形势下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推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困境与应对策略———以重庆市为个案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对教育公平、社会公平至关重要。截至2016年全国仍有37.6%的县尚未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 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仍有相当难度。以西部地区典型城市———重庆市为个案, 探析了“攻坚段”和“深水区”时期制约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困境, 提出有关对策建议:重点攻坚未达标县的薄弱环节; 落实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制, 加强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督导; 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投入, 完善教育经费保障制度; 实施“差别化绩效考核”等措施解决农村教师问题; 全面落实学校标准化建设; 科学规划城乡学校建设, 适应学生流动新常态。     

中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特征与区域协调发展

利用中国“六普”“七普”数据研究表明，2010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呈现高学历人口占本地人口比重下降和向省会或直辖市集聚并存的变化特征，高等教育人口的年龄队列替代优势显著，劳动力回流进一步强化了大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进一步分省份、地级市和城乡回归都表明，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过大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为降低发展不平衡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上应鼓励高技能人才合理流动，在推进新技术应用时强化技术转移与地区人力资本合理匹配，构建实现人力资本价值转换的产业路径。同时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带动人力资本城乡均衡发展。重视大规模的高素质老年人力资本存量，提前谋划延迟退休制度，延续人才红利。     

皖北农村“空心化”形成机制及治理策略

城镇化进程使皖北农村“空心化”问题出现并日益严重,阻碍了皖北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分析农村“空心化”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探讨皖北农村“空心化”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村镇规划,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体制创新、弱化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三点措施促进皖北经济的和谐发展。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

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于抗战时期由卫聚贤提出。但“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则是《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最明显和丰富多彩的时期,川渝两地出现分流：四川出现由“巴蜀文化”向“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提升和拓展,而重庆则出现从“巴蜀文化”“巴文化”向“巴渝文化”的嬗变。“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既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抗战、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文化概念的创新,意义非凡,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繁荣,更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     

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实证研究———基于 “大我 - 小我 - 国货”平衡的视角

由于来源国刻板印象、面子观等社会规范压力的存在,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他们在态度上实现了由“国货偏见或淡漠”向“国货偏爱”的转变,必然存在“大我-小我-国货”的态度平衡。本文借鉴相关理论,提出了爱国主义情感与国货意识形成之间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其研究假设,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家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以及国家集体自尊对“大我”需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大我”需要又对消费者自我肯定程度以及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大我”需要、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以及自我肯定共同对国货意识的形成产生显著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