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人力资本促进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完善进程中,解决好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斩断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死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着力布局和推进体现时代发展内涵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战略。本文立足新时期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现实格局揭示了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农村人力资本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措施。     

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问题研究

城乡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将直接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民心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依据、积累效果与政策启示

如果以发达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平均水平1.5左右为参照标准,在新常态下欲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一国家既定发展战略目标,那么从理论上就要求农民收入必须实现"超常规增长",而且这一"超常规增长"必须是在较高国民收入增长水平基础之上实现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水平的长期超越,同时这种长期超越应该在未来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保持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两到三个百分点的水平。未来中国欲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和差距缩小的对策为:一是应合理改革居民初次收入分配体制,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二是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三是加大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稳定缩小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四是明确农民收入倍增总体框架,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质量,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最终方能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目标。?更多还原     

中国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化逻辑及其增收效应测度

运用1984-2017年中国农民收入数据，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值和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增收效应分别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农民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收入增长的源泉由过去单纯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近年来各项收入的协同增长，但农民收入的结构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2）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累计贡献力度已于2010年超越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将来亦或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必然会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两大主要收入来源而“并驾齐驱”地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快速、稳定增长。（3）长久以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因为具有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特征，又非农民的传统性收入，因此对农民增收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新世纪以来，两者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率之和已经从2%上升到了16.02%。上述结论意味着，如今农民收入问题已经演化成了一个越来越多地与非农密切相关联的问题，农民持续增收离不开收入结构优化和各项收入协同增长，其核心就变成了如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农民非农就业、支持农民创新创业、赋予农民更完备的产权权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辽宁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必须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总量。而由于农民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仅仅强调收入总量的增加还远远不够，需要根据农民收入来源多样化的特点，多渠道扩大收入来源，最终实现总收入的增长。随着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贡献度的增加，探讨如何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成为重要的课题．本文基于辽宁省的实际情况，分析辽宁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存在绝对数值小、地区不平衡等特点，指出增加辽宁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面临的困境和相应对策。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增收促进机理及政策启示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激发农村农业要素资源活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转型,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稳定增长,加快推进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从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方面,深入阐释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增收促进作用机理;从挖掘乡村产业增收潜力、丰富农村居民就业渠道、加快探索农村制度改革、完善农村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措施。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消费结构演化研究:理论与实证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的生活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的深化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乡收入比有所扩大。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影响消费结构的演变。城镇化率的提高导致消费结构升级,在一定范围内城乡差距也会引导消费结构的演变。城乡融合发展在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激发农村的消费潜能,扩大内需,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让农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扩展农民的发展空间,真正实现人的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冲击——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金融在作为农业大国的情况下不仅发展相对落后,其支农的力度、结构都存在不足,导致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实证分析1978-2011年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冲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外生于中国经济内生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却没有很好地促进农民增收.财政支农在力度和结构上都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导致无法发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同时,农村储蓄和农业信贷由于“金融抑制”、“金融门槛”等不合理农村金融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无法从根本上发挥其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加之国家发展战略的配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贫困.     

增加农民收入需要农村基础设施的牢固

１９９７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放慢, １９９７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实际增长４．６％,１９９８年为４．３％,１９９９年进一步回落到３．８％。２０００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只增长了１．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朱镕基总理去年秋访问日本接见记者时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他最感头痛的问题。去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对于增加农民收入,传统的做法是依靠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是,一方面国家财政实力有限,不可能持续增加拨款支持农…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

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国家长期实行不平衡的城乡发展战略,"兴工抑农"、"兴城抑乡"的体制和政策,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及低规模化,农产品结构性剩余矛盾突出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和谐发展,一要实施城乡协调发展新战略,重点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二应通过发挥好各种农民专业协会的作用,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等,着力解决好农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三要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最终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差距。     

集体土地收益权实现的现实困境与制度促进

文章结合物权权能理论,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中界定集体土地收益权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发现：集体土地收益权是集体土地所有制法律化的重要形式,存在重要的制度功能和时代价值;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的缺失,制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集体分配调整功能实现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阻滞中国特色农村土地权利理论的发展。文章进一步研究了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改革的应然进路,探索了促进成员集体、集体成员各自集体土地收益权实现的权利制度。     

甘肃农民增收研究

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自身发展,农村面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农民外出务工和国家财税政策调整等都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甘肃省农民增收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应将促进农民增收作为甘肃省的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之一,与工业强省地位并列。甘肃省农民增加收入要发展特色农业,发展劳务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素质,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1年的经验数据

根据2006-2011年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机构人均贷款额的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效率的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会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增收起到促进作用,增加获得贷款的农户比例也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部地区除外）,而单纯增加可发放贷款的农村金融机构比例、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比例、增加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很有可能对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增收,应该提高金融机构发展效率、扩大农户贷款覆盖面和人均贷款额度。     

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

基于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视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2006—2020年省域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财政金融支农、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发现：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作用,但存在随区域和时间变化的异质性; 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间存在中介效应;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发挥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间接效应不显著,金融支农则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作用中均存在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要素积累、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门槛效应研究——低碳约束下面板门槛模型检验

农业环境治理问题不仅关系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农户的身体健康.基于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均衡面板数据,建立以要素积累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非均衡变化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会因为经济发展和物质资本积累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双门槛区间效应,表现为从经济低发展区到高发展区,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提升间具有显著的“反N型”特征趋势,而物质资本从匮乏区到丰富区,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提升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趋势特征.应加快确立和制定农业环境政策的“优化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间结构”的导向和工具.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与路径优化研究——基于沧源县L村的案例分析

乡村振兴进程中存在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要破解此问题，不仅要从政策、制度等外部方面给予农民保障，更要从农民自身发展入手，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同样也面临着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因此，基于沧源县L村乡村振兴的两个案例，用善治理论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分析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六个因素，并提出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责任感；拓宽农民参与渠道，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方面的路径优化策略。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获得感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

“获得感”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多层面的丰富内涵，在改革与发展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党和国家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以农民群体的获得感为研究对象，从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对农民群体的影响为切入点，首先通过纵向比较，从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民生获得感三个角度，探讨当前中国农民的获得感现状，并通过横向的城乡比较来分析当前中国农民获得感现状，最后结合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和要求，从推进产业振兴、优化生态环境、培育文明乡风、加强基层治理与促进生活富裕五方面对提升中国农民获得感的实践路径提出建议和对策。     

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比较研究: 来自村庄的证据

城镇化、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农民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有了更多选择,在其所能掌控范围内的一项重要事务即为选择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远离农业.不同地域、不同地理和自然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地区时序变迁差异巨大.借助北方地区45个农户跨时5年(2008-2014年)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依据调研家庭特征设定行为选择和收入获取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有Heckman两步法和内生转换模型(ETM),依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难题.结果发现,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务工与务农两难选择的关键决定因子,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无论是选择务工还是务农,预期所能够获得收入的影响都极为显著;随着农民务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预知能力提升,农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土地.因此,重视农业、扶持农村、关注农民的有利政策或不利因素都可能起反作用,设计和制定政策时应谨防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在注重加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与促进的同时,应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强化农民素质培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完善进程.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安徽省小岗村的时代方位及发展路径思考 ——谨以此文纪念农村改革40周年

我国农村进行改革已经40周年,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2018中央一号文件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五个新”总体布局和“三步走”战略规划,为新时代“三农”改革指明了方向。安徽 省小岗村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应该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在新时代的农村改革中应该走在乡村振兴的前列,坚持 做中国击楫中流的农村时代改革先锋。以小岗精神来引领小岗乡村振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现代化的农业发展体 系和乡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