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高职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困扰与疏导

高职课程改革中教师常常感到困扰,困扰来自教师习惯的惰性、知识的陈旧,也有利益的担忧与体制的滞后,以及人际关系的失调等等。要消除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困扰,需要耐心的疏导,树立教师为本的改革观、建立和健全吸纳教师参与的课程改革的激励机制。     

多尔课程观及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多尔的后现代主义课程观是一种转变性课程观,它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性及互动性的后现代主义特点。多尔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标准是: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及严密性。这种新型的课程观及其标准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     

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课程改革的“代价观”

从代价论视角审视,新课程改革“轻视知识”之嫌恰恰是一种必要的合理付出,淡化对知识获取结果的死记硬背,转向对知识获取过程的体验和发现,是新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阿普尔的课程改革思想述评

阿普尔认为课程改革实质上是围绕官方知识的政治,是各权力团体争取自身知识合法化的角斗场。作为一名有着强烈民主取向的批判理论家,阿普尔猛烈地批判了当前美国右翼势力对教育和课程民主的颠覆,并呼吁每位普通人都要敢于对任何反民主的事物说“不”,同时他还提出对一切改革都要做一种“道德性”和“历史性”的反思,以做出正确合理的判断与决定。阿普尔的课程改革思想过于强调课程改革的意识形态性,具有泛政治化倾向。但他追求社会公正、投身教育实践、坚持教育民主的学术品质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文化批评

本文从历史与现实视角,在价值取向、制度和行为等层面,对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存在的文化问题提出了批评.并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论述了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民族文化转向.在理论上,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价值观转变、进行制度安排和重建并进行行为改进和完善;在实践上,进行课程目标的文化转向、精心设计与选择课程文化内容和寻求有效的课程实施的文化策略.     

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A省毕业生就业的实证分析

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改革问题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领域。本研究以A省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供给侧为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探索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招生侧、培养侧、择业侧和供需关系侧影响机制,并提出就业供给侧内部结构性改革的策略。结果发现,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的课程教学、毕业实习、毕业生学业成就、就业创业教育对供需关系平衡的个别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专业招生规模对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培养过程管理、创业教育对供需关系平衡的个别因素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存在三条无效供给影响路径。深化本科毕业生就业供给侧内部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包括：平衡专业规模结构,优化专业资源供给;改革课程教学管理,强化就业力培养;深化创业课程改革,实现专业课程协同发展;变革无效供给关系,驱动有效供给影响路径。     

基于现代课程观的公共心理学课程改革

公共心理学是构成高等师范院校学生专业知识体系的基础课程,课程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师范素质的形成和个性的培养以及未来教师和人才的培养。然而,由于当前基础课程改革的需要与推动以及传统公共心理学课程建设的局限,高等师范院校的公共心理学课程发展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结合近几年的研究以及当前高等师范院校教育改革的需要,主要介绍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遵循课程改革的观念,基于现代课程观对公共心理学课程进行的改革探索和尝试,就师范课程改革的出发点、课程目标的明确、课程体系的构建、课程内容的确立、课程实施观念的更新、课程评价方式的改变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我国学校体育课程及课程结构的改革与发展研究

当前除了对体育教育领域的改革实践需要再认识和反省外,更需要从社会发展需求和课程理论视角,深入探讨和分析学校体育课程的功能和价值,重新审视学生对于体育的需要;进而充分认识体育指导思想与学校体育课程、体育课程与体育教学、体育课程与体育课程结构(体育课程文本)等的关系,探索构建学校体育课程及课程结构的完整性模式。     

非依附性包容性别秩序:农村妇女主体性建设的探讨———以川西平原的经验为讨论基础

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非依附性包容性别秩序是农村妇女主体性建设的一种理想类型。非依附性包容的性别秩序体现为:生育自主、婚姻多元、协商性家庭权力、无性别分化的公共生活以及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其生成机制在于父权制文化的铲除、妇女经济地位的提升和抑制社会分层的村社主体性的抵御机制的合力。市场不会自动承担妇女解放的任务, 需要国家在新时期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 抵御市场权力支配下的新型依附性性别秩序, 以促进妇女主体性的建设。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和学生观要求教学应当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要求课程教学改革变以"教"为主为以"学"为主,大力推进主体性教学;课程改革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按照建构主义的教学观创设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与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相应,教学评价应当以评价学生主体发展为主要内容。     

《逻辑学》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以四川师范大学,特别是以政治教育学院为例,梳理多年以来《逻辑学》课程从知识传授到思维训练、从理论知识的习得到思维方法的掌握、从逻辑知识的把握到逻辑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从理论学习到运用研究的改革历程,总结《逻辑学》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     

探索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部力作——金志远《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评述

金志远博士科学地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和民俗学,撰写出一部《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专著。作者认为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民族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他从民族文化视角出发,系统、全面、深刻地探讨了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问题,填补了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的一项空白。这部著作对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研究和实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学术层面的借鉴意义。     

论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之失败——兼论清末科举改革中的政治冲突

1898年前后湖南维新运动中出现的激烈政治冲突,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省政要员的更换和一批文化新锐的到来而出现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科举改革的启动导致了文化权力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社会政治权力的急剧倾斜.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旧精英于是联合起来,对维新事业展开猛烈攻击.这个事例通常被用来说明湖南地域文化的特性,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呈现出更具普遍性的意义.     

高师数学教学论教学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调查与研究

基础教育课程从理念、内容到实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要实现数学课程改革的目标,教师是关键。高师院校学科教学论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熟悉新课程内容,学习新理念和新方法,形成新的课程观、教学观和评价观。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对高师数学教师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数学教师的职业教育应随着数学课程的发展而变革。     

现代课程知识观的回眸与反思

系统反思现代课程知识观演变的历史轨迹,把握其内在关联是为新基础教育课程知识观确立历史视野的重要途径。为此,以适应“新课程”为基本取向来构建一种相对稳健、适应性较强的新课程知识观,其内容大致如下:1.从课程知识的本质上看,课程知识应是以课程文本为平台的社会文化与学习者经验的复合。2.课程知识的价值定位:在自我解放发展与社会解放发展平稳推进指针下,建立动态的、“四价值”综合平衡的价值观格局。3.课程知识的学习:一种课程文化、课程文本、学习者主体的三体互动状态———“对话”中的“建构”。     

活动课程前提之探讨

活动课程的产生有其社会文化、哲学思想基础，及其在教育制度、教学空间和知识观等方面的物质前提与认识前提。我国在以分科课程为主、辅之以活动课程这一基础教育课程结构改革趋势下，在活动课程的认识与实践上，要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努力树立“教育不仅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且还是儿童的生活”这一教育信念，并要从绝对主义知识观向建构主义知识观转变，完善教育制度，拓宽、变革教学空间结构，灵活多样的活动课程才能实质性地开展起来。     

抽象理性的扬弃与现代课程改革

知识观的演变与课程改革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现代知识观具有本质主义、客观主义、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这种抽象理性主义的知识观导致了课程设置主体的一元化、课程内容选择的单向度、课程传递的知识位移性、课程评价的单一化等诸多弊端。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力图冲破现代知识观所具有的抽象性和专断性,将差异性、情境性、多样性、生活化等诸多特征融入其中,从而使其课程观呈现出崭新的特色。     

嬗变、复归与重构——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反思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前后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嬗变、复归与重构的改革过程，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发展。本文正是在全面回顾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过程、原因的基础上，对新时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作了一些积极的探讨。     

15-18世纪欧洲人视域下的土耳其形象

土耳其形象因其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自15至17世纪,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富于动态,呈现多元化;从18世纪开始,欧洲人眼中的土耳其形象渐趋僵硬、单一化。其形象的跌宕嬗变既源于欧洲与土耳其之间异若霄壤的宗教及文化的分野,又受二者之间现实政治利益及彼此权力强弱态势的牵制。与此同时,欧洲人对土耳其形象的考量既是奥斯曼帝国盛衰兴废的一种映射,又是欧洲人审视评判“自我”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