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格物致知”论析评

凡是分析朱熹哲学思想的论著,几乎没有不讲“格物致知”论的.但着重点却各不相同,分析评价也有较大分岐.本文拟从几个方面对“格物致知”论的基本精神做一些探讨.“格物”含义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大学·格物补传》为代表.因为据朱熹说,这篇《补传》是“窃取程子之意”而精心构思、字斟句酌写成的.朱熹公然将它补入《大学》正文,充分表现了他理论上的自信和对这段文字的欣赏.我们立论,自然应以《补传》作为主要依     

王夫之评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宋代的理学,发端于周敦颐和二程,完成于朱熹.在以朱熹为代表的庞大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中,“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以其方法论的作用,使其哲学体系得以完成。因为它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使这种哲学长期地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统治思想,并且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因此,要战胜朱熹的哲学(是战胜它,不是简单地抛弃它),就得从解剖他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入手。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直接导源于《礼记》中的《大学》一篇。《大学》中有这样两段:     

北山先生何基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路径

何基的学术思想在于“严守师说”,即严守朱熹天理论的核心思想,而其学术路径主要在于苦读“四书”,并博采众长、吸收众说而融会贯通。何基吸收了张载的“理”“气”说的合理成分,用“格物致知”方法作“形上”“形下”的分析,并继承了孟子、程颐、程颢的思想观点,融会贯通构建了自己的“理”之本体论。同时,何基继承朱熹哲思与诗思兼融的学术路径,并对弟子王柏进行了学术路径的传授。     

宋明理学知行观道德内涵刍议

宋明时期,知行关系成为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从“知先行后”到“知行合一”,知行及知行关系被理学家赋予积极的道德内涵。由知行关系到格物致知,理学家同样赋予格物致知以丰富的道德意蕴,并把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提高个体道德修养的必要手段。理学家的知行观,迎合了统治阶级加强道德教化,巩固宗法等级秩序的需要,对促进封建统治的稳定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重视知行关系道德价值的同时,却漠视了人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     

王船山对朱子格物致知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格物致知问题上 ,船山神契朱子 ,卫护朱学 ,同时又有新的发展。船山高度评价朱子以《大学》格物为始教 ,并且与朱子一样 ,把“物”的范围看得很广 ,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船山又赞同朱子“豁然贯通”说。与朱子相比较 ,船山格物致知论的新发展主要是具有鲜明的近代实证科学色彩 ,对耳目见闻与心官思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等问题有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格物致知”与宋代绘画

文人社会的“格物精神”使宋代绘画艺术登峰造极。宋人尚理,绘画亦重理。其中,宋之理学“格物致知”对宋代写实绘画风格的影响尤大。本文拟从“格物致知”的内涵演变论述其对宋代写实绘画的具体影响。     

简论宋人的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作为中国理学史、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从古至今的学者们对他的诠释甚多,特别是宋朝以来的学者,几乎是每个人都对它有一定的理解和诠释.本文选择了宋朝一些代表人物关于“格物致知”的理解,对其进行简要的综合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以期置其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格物致知”和“诚斋体”——理学、禅学对杨万里文学思想的影响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更加注重将“格物致知”中所蕴涵的诗性观念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此外,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与禅宗的参悟精神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二者共同作用于杨万里的创作思想,这就使得他既固守理学精神的根基,又以禅宗的参悟精神去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改变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从而把宋代特有的文化品格与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艺术规律融合在一起,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并最终形成了“诚斋体”重机趣、主活法、重幽默的诗学风貌。     

谈朱熹的人格修养思想

朱熹的人格修养思想在传统儒家人格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格物致知以穷理”、“忠恕主敬以内省”、“重气崇节以爱国”的人格修养思想在当时及后来影响深远，至今仍具有较为积极的现实意义。     

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论“内外转”的真义与《切韵》音系的性质

<正> 等韵图中所标的“内转”和“外转”这一对术语究竟是什么含义,过去各家说法很不一致。概括起来只有两说:一是二等有无说,一是元音高低说。两说都有一些人赞同,也都有一些人反对,目前前一说似乎成了定论。其实这两说都有缺陷,似乎都没有说出当初真正的含义。元音高低说,是从音值着眼的。这一说发端于江永,其后戴震、邹汉勋、夏燮以及日本的大矢透等都有所推演,都认为“内转”为“弇”或“敛”,“外转”为“侈”。罗     

闽儒黄道周先生“仁”的思想试析

作为儒者,黄道周不乏对“仁”的见解。在对“仁”之由来的理解上,黄道周承继程朱,认为“仁”来自于天,人内心之“仁”的根据在于天地宇宙具有的道德本体;在关于求“仁”途径的分析上,黄道周秉承朱子,把“格物致知”认作是“求仁”的具体方法,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回复到“天地之性”,从而拥有“仁”;在有关“仁”之效用的看待上,黄道周把“求仁”视为个体生命的需要,认为只有获得“仁”才能成就个体的生命价值。黄道周本人毕生行止也提供了诠释其“仁”之思想的极佳范本。     

论新安理学家范涞及其哲学思想——以《范子哤言》为中心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范子哤言》是其从中年到晚年的读书笔记以及人生体悟的综合,其中囊括了范涞主要的哲学思想。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但是他的理气论思想中存在着“理”和“气”两个本体的“二元矛盾”;其“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但有些地方亦有不足之处。最后,在其“格物致知论”方面,范涞认为“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思想最为重要。     

论“妙悟”

“妙悟”是严羽诗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它的提出 ,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及美学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本文试从“妙悟”的渊源、含义 ,获得的途径和对后世的影响四方面加以论述 ,从而获得对“妙悟”最本质的认识     

明代思想家王栋修养理论初探

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宋明儒学家修养理论主要依据,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王栋也此有较为独特的诠释,不仅丰富了儒家的修养理论,而且对于指导道德实践以及纠正泰州学派“越轨”人物的言行都有积极意义。     

“犯罪未得逞”含义及认定标准再认识

在刑法的所有基本理论中,犯罪未遂的“未得逞”含义及其认定标准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难题。对此有关的“犯罪目的说”、“犯罪结果说”和“犯罪构成说”等观点长期以来各抒己见,可谓见仁见智。     

柏拉图的“流变说”与“对立的共存”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理念论的一个前提是“流变说”，即认为可感世界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对其无法形成知识。学界对柏拉图“流变说”的解释，以及它与理念“分离性”的关系莫衷一是。通过对相关文本的辨析及学界主流解释的分析，可以得出柏拉图“流变说”最核心的含义是“对立的共存”。只有通过这一含义才能将柏拉图早期对话中对伦理难题的强调与之后对可感世界的论述结合起来，才能进一步理解理念之所以与可感世界分离的原因。     

跨文化教育与外语教学

直到目前为止，对跨文化教育这一概念似乎还没有比较权威的为人们所公认的解释。就一般的意义而言，跨文化教育是指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实施的一种相同或相近的教育制度或教育内容。为了便于准确理解这一概念，有必要对文化的含义进行一番梳理。“文化”这个词，在中国具有多重含义。“文化”的第一种含义是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例如“学文化”中的“文化”即指此而言。这种“文化”的含义相当于接受知识，说谁“有文化”，就是说这个人接受过教育，相反则指未受过文化教育；而说谁“文化水平高”，是说这个人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反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