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吴淞江、黄浦江疏浚问题探讨

河道疏浚问题是《辛丑条约》及清末中外修订商约交涉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上海港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约开商埠,其对于中外的重要价值因河道淤塞而严重降低。1901年,在与两江总督磋商吴淞江疏浚问题之际,列强强迫清政府订立条约,明确规定对黄浦江进行疏浚。事关国家土地、朝廷主权、长江咽喉,岂敢坐视付与外人?从《辛丑条约》中的《修治上海黄浦河道局条款》到《改订修治黄浦河道条款》,清政府历经五载之交涉,终于在形式上取得修浚浦江的主权。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反映清末步履维艰的时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政府维护国权的意识,是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有益探索。     

辛亥革命前夕上海郊县农民的斗争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上海郊县农民的反抗运动,是当时全国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后来上海光复,有着重大作用。 (一) 一九○一年九月,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的赔款本利总计982,238,150海关两,因而清政府进一步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搜括。清末上海郊县纳赋换银“折价”年年上升,各县总赋实际随之逐年增加。据川沙县统计:光绪     

民众在清末禁烟中的作用

为保证清末禁烟的顺利进行,清政府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在官方政策的激励下,民间蕴藏已久的禁烟热情迅速得到释放,组织禁烟会社、从事戒烟宣传、并且赠药医施,凡有利于禁烟的举措皆不遗余力的实行之。这种官督民辅、官民合作的禁烟模式有力的保证了清末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官民同心同德的禁烟局面却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在是否废除鸦片条约,争取恢复禁烟主权这一问题上清政府与民间禁烟会社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也正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使清政府在禁烟初期所凝聚的民心迅速流失,为清政府的大势所去添上了又一个注脚。     

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

鸦片税是清末新政的重要财政基础 ,清末鸦片禁政导致鸦片税收日渐式微 ,新政的财源也日趋减少。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 ,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 ,官界非议和知识界的责难交互影响 ,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 ;下层民众因新政筹款和禁烟财政抵补 ,群起反对兴学、警政、户口调查等新政举措 ,酿成风起云涌的民变风潮。晚清人士对新政的认知和评价趋于低调 ,根由均与清末财政困境有关。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学习马、恩关于鸦片战争的论述

一八四0年,英国以中国禁鸦片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江宁(南京)条约》。紧随英国之后,有美法俄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中国开展殖民主义的掠夺活动。从此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对于这个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师,进行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与评论。他们于1853年至1862年为此先后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和中国》《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     

晚清中英关于子口税财政归属问题的纠纷

为扩大对华贸易,扫除内地税障碍,英国通过<天津条约>在中国确立了子口税制度.条约规定子口税归属中央财政,致使地方政府的厘金税收受到了损害.引发了子口税与地方财政之间的矛盾,进而对英国在华贸易造成了影响,又引发了中英双方关于子口税财政归属问题的矛盾纠纷.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英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强权行为,清政府一再拒绝英国将子口税完全归属地方财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但由于财政税收体制上的混乱也阻碍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与签订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的枪炮轰开清政府的封闭大门,中外之间从此开始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条约制度规定之下的商务交往。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有损于国家主权和经济的不平等条约、章程和合同,其中商务条款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无力抵抗,唯有乞和。1901年9月7日,十一国公使与清政府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第十一款订明:“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其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由于此项规定,故从1902年开始到1907年止,清政府与各有约国进行修订商约的谈判,实际上参加谈判的有英、美、日、葡、德、意等六个国家,其中英、美、日、葡等四个国家则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这一系列条约是《辛丑和约》第十一款的具体化,补充和扩大了该和约的内容。本文拟对其中最为重要的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及签订作些叙述和分析。     

解放前的天津工业概况

一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我国,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被辟为商埠,并设立海关。以后,英、法、美、日、德、意、奥、比、俄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同时,外资开始在津建厂。到中日甲午战争前的1894年,已有英商隆茂洋行打包厂(1860年建立,年打包羊毛、驼毛十万担左右)等六家工厂。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帝国主义     

清政府与《江华条约》关系新论

1876年2月签订的《江华条约》，是由朝鲜王朝独立完成的。清政府礼部事前的咨文、李鸿章所谓的“劝函”，清政府事后获悉缔约的信息来源、获悉订约后的表现，均证明《江华条约》的签订与清政府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     

英国议会文书中的威妥玛与清廷关于鸦片税厘的纷争

通过翻译研究英国议会有关历史文献,看到《烟台条约》签订之后,威妥玛和奕訢、左宗棠就鸦片税厘征收问题通过外交照会和信函进行交涉,最终促成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使中国的经济主权又一次受到严重伤害。     

迎香港’97回归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一、香港回归举国欢腾香港回归在望，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以及全球的海外华人无不欢腾鼓舞，欣喜异常，这是中华民族大喜的时刻，也是全球炎黄子孙的共同节日。香港是在祖国软弱落后的时刻被英帝国主义强行割走的。英国以卑劣的手段向中国大肆倾销毒品鸦片，致使中国的大量白银外流，国库空虚。林则徐大力禁烟，英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腐败的清政府不敢抵抗，结果战败求和，割地赔款。香港是被先后三个不平等条约割走的。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割走香港岛，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割走九龙半岛，1898年的《中英展拓界…     

19世纪中国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

罂粟早在唐代就由阿拉伯商人引入中国西南地区种植,19世纪以前是作为花卉和药物使用。中国种植罂粟且作为加工毒品的原料,大约在19世纪初期,19世纪30年代后种植渐广,种植范围也逐渐由西南边疆扩大到内地。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表面上仍然执行禁烟措施,但因为内外交困的形势,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力不从心。实际上,清政府在默许鸦片走私合法化的同时,也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的政策,不少官员主张以自产鸦片代替进口鸦片,这直接导致罂粟种植面积迅速增加,鸦片加工质量也逐步提高,已经逐渐可以同进口鸦片进行竞争。云贵川西南边疆始终是中国罂粟的主产区,19世纪后期云南全省有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成为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产鸦片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进口鸦片已退居非常次要的地位。鸦片是在中国历史上传播时间最短而种植地域最广的一种作物。种植罂粟不仅是政府增加财政税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也是农民增加短期收益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广大农民不仅没有因为种植罂粟改变严酷的生活处境,反而更加悲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因种植罂粟而染上鸦片瘾者越来越多,他们陷入更困难的生存状态;种植罂粟必然占用大量耕地,粮食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经常造成饥荒。     

《中俄密约》是不平等条约吗?

关于《中俄密约》的性质，史学界一致认为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签订此约是卖国行为。本文则认为此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李鸿章是代表清政府签约。从缔约背景上看，《密约》并非不平等条约，因为当时俄国既没有对中国发动战争，也没有以武力相威胁，而是清政府根据甲午战后面临的国际局势，主动自愿与俄签约，这与不平等条约签订背景截然不同。从《密约》的内容上看，更进一步说明了条约是中俄双方针对日本所签订的军事同盟互助条约，其性质是平等的。而以《密约》签订后产生的客观效果来判定其性质是不正确的，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近代直隶工人队伍状况述略

(一) 直隶工人队伍,特别是产业工人,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创办近代工业产生、发展起来的。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蜂涌而来。他们凭着清政府与之签订的一系列“从头到尾都是侮辱”的条约,获得了在我国沿海一些城市开设商埠、设立租界、开办工厂的特权。1860年,根据中英北京续增条约第七款的规定,英国辟天津为商埠,在天津城东南划紫     

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

1861年1月,清政府为适应《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关系的新局势,设立了主管外交和通商的中央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三人为该衙门“管理”大臣。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封建王朝所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是清末外务部的前身。同一时期,清政府还在上海、天津两地设有南北洋通商大臣。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在工作和人事上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清代官方典籍和现今史著对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原委、职责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大多语焉不详,或有讹误。不少史著认为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同时设立,且为总署的下属机构,是论均不确实,对此有必要以历史文件为依据加以考察澄清。     

中国近代史上筹建基层民意机关的最初尝试

19世纪末,经过宪政准备和天津自治实验,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等法规,在全国城镇乡、府厅州县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基层民意机关。清政府有关基层民意机关的法规内容较为翔实,组织构成较为完整,给予了一部分士绅的参政议政权利,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清政府设置基层民意机关"辅佐官治之不足"的立意明确,又辅以许多条款限制民权的行使,所以,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加之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清末基层民意机关基本没有建立。     

历史的启迪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1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回味、值得纪念的时刻。     

清末政府税收政策调整探析

清末的农民运动和战争赔款给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压力，原有的财政体制面临崩溃。为了解决日益恶化的财政问题，清政府在财政整理的基础上调整了原有的税收政策，建立了分税制财政体制，这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税收现代化的进程，改善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状况。     

从鸦片战争的失败看廉政建设

1840年6月,英国政府挑起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鸦片战争。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失败,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了一段被侵略、被欺辱的辛酸历史。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竟然惨败于一个远涉重洋、孤军深入、兵源和给养的补充都很困难的英国侵略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对此,过去有不少专家学者著书立说加以论述。但是,对鸦片战争的失败与清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很少涉猎,笔者试图对此进行探讨并以此为借鉴来看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在鸦片战争中,给战争以很大影响的两次撤兵和清政府最后向侵略者妥协投降,都与清政府的财政亏空有密切的关系。而官吏们的贪污腐化,则是道光朝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那时,非法的贪污,合法的“馈赠”充斥于乌烟瘴气的官场。主管全国财政的户部,竟成了贪官污吏的渊薮。捐纳房官吏,长期以假印私办督监职衔,封典文照,总数达二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