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中的宗族问题

在大力推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同时,代表着礼治宗法秩序的宗族势力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原因悄然复兴.宗族势力参与甚至操纵村委会选举过程,渗入并控制村民自治组织,行使村委会的部分职能,影响村干部治村行为,已成为影响村民自治制度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来消除宗族势力.     

农村居民对村委会选举的评价研究—对湖北省长阳县1281名农村居民的实证调查

本研究从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两方面考察了农村居民对村委会选举的评价状况,并分析了不同个体特征的村民对村委会选举评价的差异.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村委会选举的整体评价不高,对选举结果的满意度也较低;相比之下,男性村民的评价高于女性村民,年长村民的评价高于年轻村民,党员和有过村干部经历的村民的评价高于普通村民.     

以乡级民主建设为导向的乡镇改革——以四川省为例

乡级民主是村民自治的逻辑延伸。四川省在乡镇改革中以乡镇选举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进乡级民主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同时也存在着大众参与机制不足、制度设计不够完善等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土地流转与基层选举博弈的关联性分析

由流转土地利益的分配引发的争执是当前农村最主要的冲突之一,且多发生在村民自治选举的过程中。对土地流转与基层选举博弈的关联性分析表明：村干部的品德对流转土地价格与村民的收益具有较大的影响;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行为受预期土地流转规模和竞选人能力差距的影响较大;村干部的个人能力对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在村庄治理中,应注重村干部能力和品德的考核,鼓励村庄精英参加村治选举,适时推广组合式选举,建立村民与承包人之间的直接谈判机制,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     

村干部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角色与行为特征——对40个村委会选举观察的综合分析

本文通过对40个村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发现在选举中村干部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它对选举具有重要的影响。文章从分析村干部对选举的心态入手,通过对他们在选举中的作用途径、方式的分析,揭示其角色与行为特征。此外,还分析了选举对村干部所带来的实际影响,指出尽管乡村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事实证明,村民直选对村干部的冲击是客观存在的,选举作为村干部的一种约束机制,它能促进村干部进行必要的自我调适。     

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探讨

通过分析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缺陷;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认为首先应建立起村委会选举的诉讼救济制度,其次要健全和完善行政复议救济、信访救济、人大监督救济等制度。     

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研究

在村民自治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很不协调,这严重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乡镇行政管理职能的有效履行.导致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不协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建议将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明确划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责权限;改革乡镇政府政绩考核制度;改革基层选举制度;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以到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村民自治基本单位再认识与村级治理体系重塑*--从广西W县S村调查谈起

村民自治是我国村级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的村民自治基本单位是行政村。现实经验表明,行政村自治缺乏集体经济作为物质支撑,难以获得村民的社区认同,实践中也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联邦制”治理模式,村民自治实践存在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村民自治基本单位与农村社会结构的不适应,容易造成选举为少数政治精英所操控进而使得选举形式大于内容,村干部缺乏应有的民主监督而演变成分利的中间层,自然村的自治也容易被行政吸纳或者制度忽视而受到削弱。从改革和完善村级治理体系的角度看,可以探索将自然村作为村民自治的基本单位,将村委会改造为以公共服务和地方事务协调为主要职能的地方自治组织,建立一种“双层自治”的治理模式。     

村民选举制度创新与农村社会风险规避

文章将村民选举制度纳入风险研究范畴,把村民选举制度产生的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作为切入点,对村民选举衍生的风险进行辨识。在分析农村社会风险原因的基础上,结合村民选举的实际运行情况,以村民选举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提出了规避农村社会风险的对策,以期通过村民选举制度创新规避农村社会风险,谋求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善治。     

完善村民委员会监督机制的思考

目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村委会选举开始步入健康的轨道,但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着重民主选举轻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倾向.要完善村民委员会监督机制,必须健全村委会工作制度,让村干部在村务工作全程中接受监督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必须健全法制,加大查处和惩罚力度,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村民自治中的法制问题研究

通过实地考察和思考，认为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应由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定位为村集体事务决策和执行机构；“两委”权责中关于党支部权责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变为党支部只把握政治方向及在党内活动，不干预村民委员套的具体事务，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应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为计划生育、征兵、公共设施及遵纪守法方面的监督。     

村干部考核体系创新研究

村干部所做的工作有12项,考虑到其本身的素质,从19个方面对村干部进行考核。每项指标的权重是根据对村民和村干部的调查确定的。建议由村民代表给村干部打分,然后根据权重计算总分。依据每个村干部的得分,村民和上级主管部门可准确客观地考核和评价村干部,并以此作为奖惩村干部的重要依据。     

税费时代的终结对村落社区权力结构的影响

税费时代的终结使村落社区中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的力量对比重新得到调整,在这一背景下正式权力同时表现出两种反方向的运动态势。为此,村庄治理模式也应进行相应调整,表现为村委会同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走向正常化和村落社区中干群互动走向和谐化。     

村干部调查：透视村委会实施职能的基本情况与存在问题——来自湖北的经验与启示

村干部依法实施各项职能是落实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方式。湖北省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村干部在性别构成上未能实现男女平等,年龄分布上没有达到年轻化的要求,而且学历水平也不算高,但这些都暂时没有对当地村民自治的推进构成实质性障碍,也不影响村干部开展各项工作。然而,村干部对自身职能的认知途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对职能内容的理解也各有不同,这必将对法定职能的兑现不利。通过对职能实施过程考察可知,当前村干部任务重、工作时间长、难点多。因此,今后应进一步提高村干部的待遇,《村组法》中关于村干部不能脱产的规定需要修改,同时,还应对涉及村委会职能规定的各类立法进行梳理、完善。     

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     

低水平均衡的土地分利秩序——论土地开发与村庄政治

后税费时代,基于"不出事"的逻辑,各种资源类型的村庄都趋向于低水平均衡式的治理。低水平均衡的土地分利秩序中,基层政府、村干部、灰黑势力结成"地利共同体",村民与"地利共同体"之间彼此离散,且村民与村民之间也彼此离散。征地中,"地利共同体"倾向在内部完成主要的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基层政府和村干部有意减少与村民的接触,尽量不把村民动员起来协商和讨论。如此暂时表面上没有矛盾,但村庄治理能力却在不断下降,且矛盾持续累积,这为以后更多矛盾的爆发埋下伏笔。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     

加强自身建设是村级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内在保证

目前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甚至也和党的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有巨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简单地认为乡村干部素质不高、作风不好是片面的。要分析问题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各级领导机关对农村工作的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各级领导干部对农民态度的变化;农村、农民的变化;市场经济与党的领导方法的矛盾,各级领导机关为加快发展而使用的领导方法,采取的发展思路和措施;乡村干部队伍的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     

公选村支书的发生机制与现实价值

公选村支书从局部试点并在全国推广,标志着公选村支书已经从个别地方的实践成为选拔村支书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从发生机制上来看,公选村支书主要由地方主动创新,并由地方党政领导精心设计、直接组织的。公选村支书创新了村干部的选任方式;提高了村干部队伍素质;扩大了党内民主,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推进了基层民主的发展;深化了乡镇机构的改革。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使用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表征村干部激励强度,利用陕、豫、冀3省13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察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表明,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水平一般,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村域信任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激励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